《半夜待雪喊我》,作者:廖伟棠,版本:雅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5月。
双重偏离 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把廖伟棠看成香港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他视为香港的移民。尽管他生于广东新兴,但他的父亲是香港人,他的根在香港。所以,廖伟棠的诗生成于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之间,凭借香港文化,他实现了对内地诗歌的偏离,凭借内地文化,他实现了对香港诗歌的偏离。就此而言,廖伟棠的诗歌其实是对香港诗歌与内地诗歌的双重偏离,这使得他的诗既不同于通常的内地诗歌,也不同于香港本土诗歌。最近,他生活在台湾,这些其实都属于岛屿文化。 我之所以用偏离,而不用他的好友胡续冬倡导的“偏移”,是因为廖伟棠的诗歌和内地诗歌有明显的差异,换句话说,他偏移的幅度较大,这既是他的诗歌自觉,也和他是一个香港诗人有关。我对廖伟棠诗歌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种不同于内地诗歌的汉语诗歌。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香港语言与内地语言的不同,或者说是建立在香港语言与内地语言差异基础上的不同。
在历史上,香港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属于中西文化混杂之地。所以,香港语言不是一个单纯的方言问题,大体上可以视为汉语与英语的混合语,可谓港式英语,或香港洋泾浜。在《东澳古道》中有一句诗可以显示这种语言特征:“我们使用宋体和明体写诗/在路侧、石上/全然不顾路牌上的英文和拼音”。这种语言的混杂对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象和语调方面,尤其是后者,因为意象是局部的,而语调是整体性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廖伟棠诗中的香港地名就有异域文化的味道。在组诗《香港山水图册》中,作者选了“金钟溪山图”、“旺角行旅图”和“铜锣湾隐居图”这三首,“金钟”、“旺角”、“铜锣湾”都是香港的地名,而从“溪山图”、“行旅图”、“隐居图”来看,作者分明把都市自然化了,把充满现代气息的香港市貌处理成了古人笔下的传统写意画。把都市自然化当然体现了诗人对所写地方的赞美,把香港这个现代都市写意化分明体现了他的归宿感,“是游侠重新辨认故土”,这是一个前来游览的内地诗人写不出来的诗意,他只属于廖伟棠这个到处漫游、有波西米亚情结的诗人,尽管他不习惯栖于一枝,但他仍是一个需要并看重故乡的人,只是他把香港视为“一个异乡权充了故乡”。从“金钟”、“旺角”、“铜锣湾”这几个词尽管看不出中外文化差异,但在《铜锣湾隐居图》中有一句“电车叮当像幽灵荡扁舟/依旧梦回轩尼诗道”,“轩尼诗道”是以前香港总督Hennessy命名的,该诗最后一行中的“维多利亚”也是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的港口。这两处显然不再属于自然化和写意化,而是写出了香港和英国的历史关系,从而具有了异域文化的色彩。
廖伟棠对内地的感情主要集中在新兴和北京这两个地方,他对新兴以“吾乡”称之,《吾乡》这首写于返乡途中的诗可以称为廖伟棠优美诗歌的代表作。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地方的深情。同样地,廖伟棠对北京也很熟悉(无论是北京的现状还是历史),他俨然是一个北京土著。《小九路中巴》《故都夜话》《见未名湖冰封照片》皆可为证。北京时期的廖伟棠收获了与马骅、马雁、胡续冬等人的友情,这些珍贵的友情在他诗中多次出现,而且大多置于悼亡或追忆的背景中。在北京,他还结识了北大才女曹疏影,收获了幸福的爱情。廖伟棠认为最好的诗歌都是情诗,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乡情都属于情诗,爱情之所以特别有魅力,是因为它实质上是对异性身体的敏感,就像“借月光抱住了她白细的肩头”所写的。
廖伟棠,诗人、作家、摄影家, 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及香港文学双年奖等,香港艺术发展奖2012年年度艺术家(文学)。曾出版诗集《八尺雪意》《野蛮夜歌》《春盏》《樱桃与金刚》《后觉书》十余种。
古典气息与现代精神的融合
大体来说,在廖伟棠身上,存在着汉语与英语之间的张力,也存在着南方生活与北方生活之间的张力,还存在着国内游历与国外旅行之间的张力,汉语诗歌阅读与西语诗歌阅读之间的张力,他的身体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汇点,这为他成为一个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可能,但他必须把这些具有差异性甚至对抗性的元素融合起来,否则他很容易沦为一个分裂的或偏执的诗人。廖伟棠较好地融合了多种诗歌语言。
他的诗歌语言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有节制的狂欢化倾向,尽管不乏有力量的作品,其主导风格却是柔美。从语气上看,他是一个清醒的诗人,善于判断,很少有困惑的时刻,似乎尘世事物皆在他的掌握之中。而且他的诗普遍渗透着强烈的主观意志,变形已成为他看待事物的基本方式。尽管表面上廖伟棠写的外国诗人更多,但我感觉他更青睐古代汉语,或者说他热衷于在诗里营造一种迷人的古典气息,他追求的似乎是将古典气息与现代精神融为一体。
如果这个观察符合实际,可以说廖伟棠的语言才华首先体现在强大的仿写能力上。2013年1月6日,香港诗人也斯病逝,第二天,他“仿奥登《悼念叶芝》”写了《悼念一位诗人》,尽管这种仿写在诗意和造句上有所受限,但他仍写出了精彩的句子:“不同的脚可以踏上不同的石头,/虽然浮藻聚散云朵依然在水中消融。”另一首诗《当野草最近在庭院茁壮生长》其实是对惠特曼《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中开放的时候》的仿写,内容却是他自己的。
廖伟棠的诗中还充满了对前人诗句的引用与化用,大体上是变相的用典,他一般不做注释,甚至不加引号,而是浑然无痕地嵌入自己的文本。如《断掌》中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出自戴望舒的同名诗作。《答故人》中的“假如促席略大于宇宙”是对佩索阿“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的化用,“收敛它的是梦(为远别)/是未墨的书(被催成)”是对李商隐“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的化用。
在融合其他艺术语言方面,廖伟棠也借重绘画或书法、音乐或民歌,但更借重戏曲,他在诗中多次写到南音,一种高雅古典的方言艺术形式。如《听得白驹荣<客途秋恨>》《男烧衣》《女烧衣》《听得吴咏梅<叹五更>》,从题目看,廖伟棠的写作有成双成对的倾向。如果说戏曲语言赋予其诗歌声调婉转的特色,摄影师身份则促成了他诗中密集的视觉性语言,由此愈发增强了他唯美的诗意。
编年体个人史和时代史
在我看来,《今生书》堪称融合古典气息与现代精神的代表作。首先,它的形式感很强,这其实是古典诗歌的特色。全诗共八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是杜甫的一首七律诗,后面是四节每节四行的现代诗。该诗的副标题是“杜甫《秋兴》八首新译”,大体上可以理解为用一节现代诗翻译杜甫的一联诗。但这是怎样的一种翻译呢?甚至连意译都称不上,而是用当代现实转译古典诗歌,具体场景不同,而内在精神一致。如对“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的翻译如下:
一个可怕的美已经诞生:秋天因此惊人 丰盛。去年的菊花是给以前所有的死者的, 今年的菊花,却为了祭祀我们。 那上升的白烟,是接引我们归家的灵船。
“一个可怕的美已经诞生”,这是叶芝《一九一六年复活节》中的诗句(查良铮译为“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将菊花写成祭祀人之物,这是对“可怕的美”的具体展开。将原诗中的“孤舟”转换成“灵船”,并以想象的白烟作为喻体,从而将归家的方向变为“上升的”。这种翻译谈不上忠实,也不能说是创造性翻译,与其说这是翻译,不如说是再创造,以原诗主要意象为核心进行的再创造。这种独具特色的新译,我以为体现的正是廖伟棠对待古诗的态度,借重传统却不为传统所限,而是用它描绘当代现实,从而使每一首诗都成为反映当下的“今生书”,而不是对古代诗篇的呆板复制。
值得注意的是,廖伟棠此诗致敬的对象是以写作“诗史”著称的伟大诗人杜甫,这并非偶然。在我看来,《半夜待雪喊我》这部二十五年诗选就是廖伟棠的编年体个人史和时代史,其中交织着与众多伟大灵魂的对话,以及对历史的重构,对现实的关注。我注意到,其中不少诗都显示了作者的年龄,而且和诗后所署的日期可以相互印证。如“这是我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我梦见我是孙悟空”(《孙悟空》),《阅后即焚》中写到了1975年,“在北方结满了瘿瘤”的时刻,“我独自在南方出生”。
由于语言驳杂,想象奇崛,加上创作量大,趣味甚广,诗风多变,这些致密的语言组织需要很高的智力才能破解,就此而言,理解廖伟棠的诗歌并非易事。我并不以为这是他追求难度写作的结果,而是和他的文化集成品格,语言多元局面,诗歌偏离倾向,以及创新渴求都有关系。
文/程一身 编辑/张进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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