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携手世纪文景，共同推出“去溯时、去现场：历史的凝视与书写”主题活动。当滞塞的时间重启，我们以“历史”为方法，重新定位自己。5场线上活动，12位知名嘉宾，跨越史事与故事、田野与文本、艺术与考古。

系列活动第一场，文史作者刘勃与历史写作者张明扬带来“穿越到历史语境中讲故事的当代人”主题分享。近年来，历史非虚构写作日益受到关注。作为一种在文学性和非虚构间腾挪的历史书写方式，这一类目呼应着自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以来的史学讲故事传统。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成为今天的历史书写的底色之一，那么今天的我们该怎样看待讲故事与历史传播的关系？今天的撰述者、传播者和读者在接触历史的过程中，该如何安置当代人的身份位置？

近来，文史作者刘勃先后出版《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传奇中的大唐》等历史类畅销书，这些作品颇受读者欢迎，但他依然戏称自己还是个“不太上路的厨子”。

“历史非虚构写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区别就像是厨子和营养师。营养师开出的食谱绝对最健康但未必好吃，而厨子往往在色香味上用足了心思。”

谈及历史非虚构写作，刘勃坦言花哨的东西可以有，但现实的底线要守住。在同为历史写作者的张明扬看来，这类写作行使的恰是“多走半步”的权力，关键要看写作者如何把握这半步的“度”。


历史非虚构写作
“讲故事”未受到史学界足够的重视

通常而言，学院派历史研究与历史通俗写作被认为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进入史学的方式。但就史学界而言，讲故事似乎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张明扬看来，仅就严肃史学界内部，讲故事的相对地位确实有所下降，相较于考证而言，故事叙述往往被视为无足轻重的技能。对此，刘勃也有同感。他调侃称文学如今已然沦为一种揶揄之词，“你讲的这段东西不靠谱，大家会觉得你这是文学”，而“文学性太强”也常与“浮夸滥情”相关联。这些都令刘勃困惑：好的文学怎么会是这样。

讲故事为何会被忽视？在回答这一问题前，刘勃认为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史官传统。讲故事其实一直是史学界的底色。与其说春秋时期的史官在写历史，不如说他们更多是在写新闻，讲述当下发生的事，并从中彰显一种史家风骨。如今很多学院派史学家称自己所做的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但于先秦史官而言，历史知识往往被用于预测未来，完全是面向他者的讲述。

反观今天，越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面对现实时越是比普通人更无力，这都说明历史研究者和古代史官有所差异。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在高度学科化的围墙内做研究，确实无需花费过多精力去讲故事。

从这个角度而言，刘勃提出古代的史家传统和今天的历史研究是两回事。相比于专业学者，或许非专业人士所进行的非虚构故事讲述更接近史家传统。“我们干的事情，可能也是在为读者将来阅读专业学术著作铺路。”刘勃称，故事性强的历史叙事能够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进入历史世界。

近年来，国内历史非虚构写作领域也涌现出不少畅销作品。据张明扬观察，这波历史非虚构热大约从2020年开始，无论是周思成的《隳三都》还是张向荣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等，这些作品都提高了国内历史写作整体水准。而在张明扬看来，好的历史非虚构作品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既包括向内的开放，即作品本身不会直接提供斩钉截铁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回到历史场景；也内置了向外的开放，它勾起读者兴趣，借此通往更专业的历史文本。


“多走半步”
历史非虚构写作者拥有的相对自由

历史研究者和历史非虚构写作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刘勃看来，这有些像营养师和厨师的区别。非虚构写作者直接面向的是食客的口味，在食材的色香味处理上往往会花更多心思，尽管最终菜品在专业营养师看来可能不够健康，但至少不违反食品安全法，即基本的历史史实是一切发挥的前提和底线。

至于史实处理方面，刘勃坦言在面对海量的历史材料时，中文系出身的他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中涌现出各种想法，像是河流中不时掀起的波涛，而专业的历史学研究此时就构成了河流两边的堤坝，它能够保证河水的大致走向而不至于外流。

在有限范围中，写作者体验的是一种相对的自由，刘勃将之称为“多走半步”的自由，这半步来自于文学性的承诺。在他看来，历史考证的倾向决定了研究者表达范围的先天受限，但文学语言的模糊性恰好让历史非虚构写作者可以多说几句，那些既不能证明也无法被证伪的东西，文学的写法反而可以提供一种暗示。

对此，张明扬表示也有同感。相较而言，他更看重这“半步”的度该如何把控，步子太小则不够精彩，但迈得太大就可能过界，变成了真正的“野狐禅”。在他看来，1.0版本的历史非虚构更偏向故事改写，以《明朝那些事》为代表的一类作品本质而言还不是当下我们所指称的“非虚构”。张明扬认为基于史实展开的逻辑推理可以触达历史的微妙之处，但他也表示为防止出现问题，他会在下判断时有意识添加“或许”二字。张明扬说在自己作品《弃长安》一书中，全文有百余处使用“或许”一词。“每当在写‘或许’时，其实就是我在试探着走半步的时候。”

在揣摩历史中人的心理活动时，难以回避的是当代人的身份问题，写作者应当以怎样的视角切入历史的讲述？对此，两人均认为纯粹意义上的客观公正是很难做到的，个人的情感判断与宏观的理性判断往往相互交织，如果当代人的立场无法避免，那至少要呈现出不同立场的复杂面。张明扬称就连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也没有刻意回避个人立场，以李广与卫霍之争为例，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司马迁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广一边，对卫霍之间的裙带关系不无鄙夷。“这是属于司马迁的半步，但半步之外，他并没有违反基本叙事的客观。”


讲故事的策略
下笔不能太过“学究”

作为一种创作方式，历史非虚构常常需要写作者在史实与文学间腾挪，不断在真实性与可读性之间平衡取舍。面对想象力的发散性冲动和文献本身的框定感规约，讲故事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点上，刘勃不完全认同传统中“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法标准。在其看来，作为小说，“大事不虚”是一种相对廉价的特征，写作者只需要对相关历史事件有一些粗浅的认知，然后按部就班填充就可以，但实际上往往大事“虚”了，才足见写作者的想象力。另与传统说法有出入的是，刘勃认为写作者在小事描述上反而要更为考究，历史细节越是充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越有质感，这些都是更为打动读者的地方。

回到《史记》，司马迁实际上早有示范。刘勃谈到司马迁在描写“秦始皇遗诏”这一经典案例时足见其高超。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实则在最后一次巡行中已经离世，留给长子扶苏的信仅12字但意义重大：“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这份遗诏间接指定了长子扶苏为继承人。而后赵高等人据称扣留遗诏并另立新诏，史称“沙丘之谋”。这段故事情节的真实性至今成谜，但刘勃分析称，不论真假与否这都反映出当时秦中央已经进入事实性脑死亡。相较而言，司马迁对于赵高如何劝说秦二世和丞相李斯的描写更值得细品。在不同的劝说方式中，司马迁写透了李斯、赵高等人的性格质感。

在张明扬看来，历史非虚构写作的下笔不能太过“学究”，但写作者在笔头之外要加强对历史研究的关注，这些对于写作本身都大有裨益。此外，张明扬由此谈到历史非虚构写作和历史研究的共生关系。小说放大了历史上的争议话题，这些话题能够不断吸引新的研究者关注，而随之涌现的新的研究成果也能进一步反哺非虚构写作，持续充实着后者的叙事细节。


延伸阅读

《知道几句三字经》 作者：刘勃 / 萧桓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弃长安》  作者：张明扬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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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申璐 编辑/吕婉婷 青青子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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