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上，西南联大无疑是一段传奇。虽然仅仅存在八年时间，但其间培育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以及170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背后是强大的师资和自由的学风。

在专业培养之外，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一代学者。彼时的校园物资短缺，却从不缺少人文大师的身影。

冯友兰的哲学课、闻一多的唐诗课、朱自清的文学课等一度座无虚席，如今回看，仍然不失为一种镜鉴。他们或从中西文化之比较入手，或回到历史深处沉淀洞见，从国家、社会到个人多层面解读，最终回应的是关于人生的终极命题——每个人该如何去过这一生。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西南联大通识课》系列的《西南联大文化课》，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篇幅所限，内容较原文有删减。

《西南联大通识课》，朱自清、冯友兰等著，天地出版社，2022年4月重印。


从人生四境说起



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叫作人生中的境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所处的世界都是一个世界，可是各人的境界都不同。世界是一个公共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对于各个人意义不必相同。俗语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我们可以拿一个标准把境界分成几类，就好像我们这些人都不相同，但可以按照高低或年龄来分成几类。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人生里面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成四类。拿我们现在所用的名词来表白，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现在先把每一种境界的特别之点讲讲。

电影《无问西东》（2018）剧照。

自然境界是什么呢？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一种境界里面的人，他的行为都是循着他的天资或者是循着习惯——他自己的习惯或社会上的习惯去行的。有些人生来有一种天资，就照着这个天资去行。至于为什么这样行，他并不一定了解。比如他要学文学，你问他为什么要学文学，他说我的兴趣在此。有些人的行为是循着习惯——他自己的习惯或社会上的习惯去走的。比如我常常看见有很多青年上大学，你问他为什么要来上大学，他说别人都来上大学，我亦来上大学。这种就是我所说的循习。这种人同上面所说的那种人虽然做了那些事情，可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他不很清楚。这种境界就叫作自然境界。

凡是在自然境界的人所做的事，亦不就是价值很低。他亦可以做一种价值很高的事情。虽然他亦可以做一种价值很高的事情，可是他对于这件事情并不了解，所以他所做的事情虽然价值很高，他的境界仍然是自然境界。在明朝亡的时候，满清的兵来了，叫百姓把头剃光。有一个人不肯剃光，清朝的兵就把他抓去，他还是不肯剃光。明朝的人头上戴着一个头发网子，他还是戴着网子。清朝的兵把他的头发网剪掉，他没有办法，在额上画一个网巾。还亦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清朝的兵就叫他网巾先生。到了要杀他的时候，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不愿意做照例殉节的人，所以我不说我的名字。可见有些人是照例殉节。虽说是照例殉节，但不能说那件事情没有价值；事情虽然有价值，但境界是自然境界。

总而言之，在原始社会里面的人，虽然他们的境界大概都是自然境界，可是有自然境界的人不一定都是原始社会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现在社会里面的人有自然境界的亦很多。这些人亦不一定做价值很低的事，他亦可以做出很大的事。

纪录片《九零后》（2021）画面。

第二种境界我们叫作功利境界。它的特别地方就是在这种境界里面的人，他们的行为都是为利。这种人跟自然境界的人不同。怎样不同？在功利境界里面的人：他自己做些什么事情，他都有很清楚的目的，很清楚的了解。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谓利字，它的范围很广。无论是为了增加财产或发展他自己的事情、增进他自己的名誉，都可以说是为利。这种人的境界是功利境界。

这种人并不一定都是坏人，亦并不一定都是像中国杨朱一类人，都是为他们自己，不肯牺牲自己。他亦可以去牺牲，亦可以去牺牲他的财产，甚至于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他亦不一定专要做坏事，他亦可以做好事，做有益别人的事。可是无论做什么事，你要是追究他最后的动机，无非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做有利别人的事，这固然是好了。可是他为什么要做有益别人的事呢？或者是为了要得到名誉，或者是为了得到社会国家的奖励。最后动机还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不问他所做的事情是多大的事情，不问他所做的事情是有益别人的事情，他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比如秦始皇、汉武帝所做的事情都是对于民族有利益的，但是追究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虽然做了很多大事情，他们的境界仍然是功利境界。

第三种境界叫作道德境界。它的特别地方就是在这种境界里面的人，他的行为都是行义。上面说过在功利境界里面的人，他的行为都是为利。义与利这两个字系相反而又相成的。如果专为自己的利，当然与义正是相反。可是义亦不能离开利。什么叫作义呢？义就是道德行为。道德行为最后目的都是为社会国家求利的。所以义亦不能离开利。如果离开利，义就成了空洞的东西。但是亦与利相反。就是说你求别人的利就是义，如果求自己的利就不是义。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求自己的利，那么他的境界就是功利境界。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如果一个的行为都是求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那么他的行为就是行义，他的境界就是道德境界。

从道德境界里面的人看，所谓社会组织与道德上的规则、法律上的规则、政治上的规则不是限制个人的，而是个人必定要在社会中间才能成为一个人，如果离开社会就不是人了。比如这根柱子必定要在房子里面才是柱子，否则只是一根大木料。所谓人亦是如此，不能说离开社会还是人，必定要在社会中间才能算是人。这个社会并不是压迫个人，而是每个人必定要在社会中间才能得到完全的发展。

说到这个地方就想起在民国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一般讲文化运动的人往往把社会看错了。说是社会是压迫个人的，我们人必定要奋斗，从社会里面解放出来。这种说法仔细一想就知道很不通，人怎样能够从社会里面解放出来呢？他们这种说法，好像等于我们在这里说“这根柱子受上面压迫太厉害了，把它解放出来吧”一样地不通，试问解放出来以后它还可以成为柱子吗？绝不是柱子，是大木料了。所以如果人要从社会里面解放出，就不是人。不但不能生活，并且不合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照我现在的说法，个人必定要在社会中间才能生存，这是一点；第二点，他必定要在社会当中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电影《1921》（2021）剧照。

现在说到天地境界，它的特别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种境里面的人了解个人必定要在一个全之中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在道德境界里面的人，了解在个人以外还有一个全。这个全就是社会之全。可是在天地境界里面人又了解一个全。这个全就是宇宙。他了解在社会之全之外，亦可以说在社会之全之上，还有一个大全。这个大全就是天地、宇宙。人必定要在宇宙的大全里面才能发展，才能完成。如果一个人了解他不但是社会里面的一分子，并且还是天地间的一分子；不但是要替社会尽一份责任，并且还要为宇宙负责任。他了解到这地步，他的境界就是天地境界。


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

先秦儒家对于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分别，认识很清楚，已如上述。但对于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分别，认识不能算十分清楚。因此，引起了道家的批评。老子和庄子，认自己是天地境界，视孔孟不过道德境界。说孔孟简直没有讲到天地境界，这批评未免过甚。孔孟对于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分别，认识不甚清楚则有之，说是没有谈到天地境界则非也。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十五岁志于学，这不是多念一点书，多识几个字，增加若干知识之意，而是志于学道。何以见得？仍可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足见他很注意“道”。

那么志于学必是志于学道，学道的目的，即在提高人的境界。境界分四种，前两种，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不必用工夫的，人都可以自然得到。后两种，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那非用一番工夫是不能得到了。所以普通人只到功利境界，如果要提高，非学道不可。孔子又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照普通解释：四十五十还没有成功，那就完事了。我看这种解释是不对，这样岂不是孔子讲名利了么？大概是说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闻到“道”，那就不行了。有了“道”，就有了“了解”，了解宇宙人生。

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画面。

“三十而立”，这个“立”字是怎么讲呢？从前有一个人进考，题为“三十而立”，他做一篇八股，破题说：“夫当两个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也。”以为“立”字是站的意思，这个当然是笑话。“立”字何解，也可以从《论语》找到根据。孔子说：“立于礼。”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由此可知“立”是就“礼”而言。但也不是磕头作揖之谓，大概照《礼记》的说法很对。《礼记》云：“礼所以制中也。”以俗语言，就是做事要恰到好处。《论语》说：“克己复礼谓仁。”何谓克己复礼？就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能如是，才可以“立”。

“四十而不惑”的意义很明显，“不惑”就是有“智”了。“智”即“了解”之意，对于仁义礼有了解，才算是不惑。孔子三十岁时候的行为，大概都合乎礼。可是未必对于礼有充分了解。到了四十而不惑，当然对于礼有充分了解了。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以立，未可与权。”这几段意思，可以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相互发明。为什么“可以立，未可与权”？因为对于礼没有了解的人，不知道礼随时可以变通，所以“未可与权”。像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淳于髡问道：嫂子掉到水里，可以用手去拉她么？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所以对于礼没有了解，还未到不惑程度，也就不能有权。孔子四十岁已到不惑程度，对于礼就有了充分了解，其行为就是行义，也就是到了道德境界。

“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境界是由道德境界进步到了天地境界。此所谓命，与世俗所谓命不同，乃是人所遭遇之宇宙间的事变，在人力权限之外，为人所无可奈何者乃是天命。有人把命运和环境混淆不清，常听人说：我要战胜天命，这大概是战胜环境之误，因为天命是人力所无可奈何的，何能战胜？要是人力没有尽到，这不是天命了。孟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危墙之下”。如果你以为自己的命好，去站在危墙之下，不会压死的，结果墙倒终于压死了，这个与天命的命无关，因为人力还没有尽到。知命者，了解人力总有限度，在人力所及之外，余下来的一点才是天命。

纪录片《九零后》（2021）画面。

“六十而耳顺”，这个耳字很难解，从前大家说：“这个耳大概就是我们头上的耳。”这样仿佛和境界没有关系了。近来有一个新解释，“耳”大概就是“而已”的急读。像“之于”的急读是“诸”一样。这样讲来，这一句话就是六十而已顺的意思。顺者，是接着上面的天命，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天命。因为人力之外，无可奈何的一点，只有付诸天命了。到顺天命的时候，当然是乐天之命了。乐天之命故不忧，到了七十岁可以从心所欲，随便一举一动，统统合乎道了。孔子的修养到此是最高点。

不过我们所讲的天地境界，内可以分四个阶段，一是知天，二是事天，三是乐天，四是同天。孔子四十而不惑，达到了道德境界。五十而知天命，进到了天地境界，入于知天阶段。六十而耳顺，入于事天阶段。七十而从心所欲，入于乐天阶段。但是孔子有没有到同天阶段，还不很清楚。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可以看出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不同。在道德境界的人，所做的道德事情，出于有意的选择，并需要一种努力才可以得到。像孟子说：“生我所欲，义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不但出于选择，而且舍生取义还得要有一种努力。

在天地境界的人，所做的事情也是道德事情，不过不必出于选择，也不必需要努力。可以由于自然。不过，这个自然，并非没有自觉，而是可以从心所欲。譬如：此地有糖一块，小孩见了想吃，虽也知道糖不是他的，不能吃，但总想去吃。可是成年人见了，知道糖非己有，不能吃就不吃，也没有什么。这是成年人的了解程度比小孩为高的关系。再如：功名富贵，如果道德境界中的人觉得这是不应该得的，绝不去要的，也是出于有意的选择。天地境界的人觉得不应该要的就不要，并不要什么努力，此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由上所述，可知先秦儒家亦说到天地境界，道家的批评是错误的。不过其所用得到天地境界的方法，是由于集义，由于实行道德的行为来的，所以他们对于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分际不很清楚。可以说：他们的高明还差了一点，不能算是极高明。


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

市上有许多所谓“大哲学家”也谈命运，不过他们所谈的命运是指“先定”。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从中获利。例如预先知道某种物品将要涨价，就大量买进，便可赚钱；知道某种物品将要跌价，就去卖出，便不亏本。因此得大发其财，无怪“大哲学家”们都生意兴隆了。

其实“先定”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无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将来要发财，到时自然会发财；命定你要做官，将来自然做官；命定了将来要讨饭，自然要讨饭。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转变，又何必要预先知道呢！

电影《画皮》（1966）剧照。

我说的“命运”和他们所说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遇，这才是“命运”的真意。所以“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譬如说现今的时代是伟大的，我“幸”而生在这时代；也有人说现今的时代是受罪的，我“不幸”而生在这时代。我们生在这时代可以说是幸或不幸，但我们为什么生在这时代，便没有理由可说。

命和运不同：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遇，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遇。某人今年中了特种奖券，是他今年的“运”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还不一定，因为他将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时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运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如果一座墙快要倒了，你还以为命好，立在下面，因而压死，那是活该，不能算是知命。又如逃警报，有人躲在一个不甚安全的地方，不意炸死了，这是他的“命”不好，也是他的遭遇不幸。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

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剧照。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

要成大学问家，必须要有天资，即才。俗话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一个人在身体机构上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练习，就能成为一个会喝酒的人。如果身体机构上没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样练习得会呢？作诗也是一样，有的人未学过作诗，但是他作起诗来，形式上虽然不好，却有几个字很好，或有几句很好，那种人是可以学作诗的，因为他有作诗的才。有的人写起诗来，形式整整齐齐，平仄合韵，可是一读之后，毫无诗味，这种人就不必作诗。一个人的才的分量是一定的，有几分就只有几分，学力不能加以增减。不过诸位不要灰心，以为自己没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才没有才，现在还不晓得，到时自能表现出来，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许你大器晚成呢！既有天才，再加学力，就能在学问上有成就。

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历史上最成功的人是历朝的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成功。如果项羽比他更行，他绝不会成功。学问是个人之事，成功则与他人有关。康德成为大哲学家，并不因为英国没有大哲学家。而希特勒的能够横行，却是英国的纵容和法国的疏忽所致。历史上有些人实在配称英雄，可是碰到比他更厉害的人，却失败了。有的人原很不行，可是碰着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成功，所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运的成分大。“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道德方面的成就则需要努力，和天资命运的关系小，因为完成道德，不必做与众不同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尽伦尽职即可。人伦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必须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且必须做事。能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业大小都没关系。不论何人，只要尽心竭力，对社会的价值是没有分别的。正如唱戏好的人，和所扮演的角色无关，梅兰芳登台，不一定饰皇后。

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剧照。

命运的好坏对于道德的完成，也没有关系。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败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们能存宋救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再增加一些。他们虽然失败，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减少一些。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遇下才能表现，如疾风劲草，乱世忠臣。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终身富贵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发财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唯有道德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做不做的权全在自己。

有的人常常说我立志要做大学问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这种人是可以失望的。因为如果才不够，不能成为大学问家，命运欠好，不能成为大政治家。唯立志为圣贤，则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圣贤是道德的最完成者。普通人以为圣贤需要特别的在事功、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错误的。孔子和孟子的成为圣贤，和他们的才干没有关系。王阳明并不因为他能带兵而成贤人。所以学问的成就需要才，事功的成就需要幸运的遭遇，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

原文作者/冯友兰 摘编/申璐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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