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贺璐

六位候选人及作品分别是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uart）的《舒吉·贝恩》（Shuggie Bain）、阿芙尼·多什（Avni Doshi）的《焦糖》（Burnt Sugar）、黛安·库克（Diane Cook）的《新荒野》（The New Wilderness）、特西提·丹格瑞姆加（Tsitsi Dangarembga）的《This Mournable Body》（《哀悼之躯》）、布兰登·泰勒（Brandon Taylor）的《真实生活》（Real Life）和马萨·蒙吉斯特（Maaza Mengiste）《影子国王》（The Shadow King）。

今年布克奖最大的亮点在于，新人的频频亮相扭转了原先由重量级作家把持的局面。

新人的胜利

在以往，无论是在初选还是决选阶段，布克奖总青睐于有着较为成熟作品的作者。这与诺贝尔奖的潜在选拔标准相类似。在“界面文化”的一篇题为《走向保守？追随布克？关于疫情笼罩下2020诺贝尔文学奖的终极预测》的文章中，有着对于诺奖切中肯綮的分析：“如果想要得到瑞典文学院的垂青，作家应该是属于、或者必要时可以被转译进入这样的文脉之中……而将奖项颁给接续传统的作家，让他/她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年一度的颁奖中塑造经典、同时进行‘自我经典化’的手段。”

布克奖虽然是对作者创作的肯定，但它似乎从来都安于稳妥，也就是选择那些已有众多读者和潜在读者的作品，巩固权威而非进行对权威的逆反。正是由于选拔的高姿态，布克奖的获奖名单中不乏大咖云集——比如奈保尔的《自由国度》、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库切1983年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和1999年的《耻》。新世纪则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获六次提名的辉煌战绩。

而在2020布克奖长名单上的十三部作品中，有八部都是处女作作品。现在决选名单的六本入围作品中，《舒吉·贝恩》《真实生活》《新荒野》《焦糖》四部属于作者的首次小说创作尝试。

黛安·库克（Diane Cook）的《新荒野》（The New Wilderness）

我们曾对此有过报道：2019年阿特伍德的获奖在布克奖历史上创造了几个记录。她成为了目前年龄最大的获奖者（87岁），而且成为了首位在小说尚未出版时便入围布克奖名单，并最终获奖的作家。在获奖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表示，“让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赢取这份奖金，实在是太尴尬了。这会阻碍那些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进入公众视野的大门，相信我说的，我现在真的觉得十分尴尬”。

不知是否是布克奖评委听取了阿特伍德的意见才有此改变，但毋庸置疑的是，新人终于得到了机会大放异彩，阿特伍德的尴尬被消解了。

布克奖的转向不仅使读者掀起了一波议论狂潮，也使入围作者纷纷诧异不已——在《卫报》的采访中，他们都表示了自己的“意想不到”。不过，处女作并非作者们突然而至的爆发，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做写作方面的实践。所以，这也算是对几位作者长期以来笔耕不辍的褒奖。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就说：“对我而言，布克奖的提名表示十年的努力得到认可。更要紧的是，《舒吉》的提名表示有广阔的空间留给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阶层的人。”

布兰登·泰勒从前写的是体量短小的故事，他表示：“我完成它的时候以为这部小说会永不见天日。当我售书给出版商，又以为好景不长。所以，看见这本书拥有读者、听到人们如何阅读与喜爱它，这中间每一步都充满惊喜。我觉得书有了自我的生命，从我身上分离，现在属于读者。”

布兰登·泰勒（Brandon Taylor）的《真实生活》（Real Life）

阿芙尼·多什的写作历时七年，以至于她在自己眼中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编辑告诉我布克奖提名的消息时，我的快乐是间接的，就像是一个我非常喜爱的人得到了褒奖。我想这是因为我和书之间有了距离，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了距离。假以时日，我的读者会消解这段距离，给我一条归途通往那里。”

我们还需注意的一点是，当布克奖偏离了先前的选拔标准，开始关注新人，也就开始走上了一条与诺贝尔奖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代表着布克奖更多地担负起了评判的责任，而不是先散漫地交由读者去评判，然后自己只是确认评判结果。这对新人作者来说无疑是好事，多了一条可能的路径，而对于读者而言，也多了一些挑选阅读物的参照，可谓是一次积极的探索。

女性的胜利

近些年女性在文坛的表现亮眼，这同样体现在今年的布克奖上。13强入围名单中，有9部作品的作者是女性，所以最后的决选成为二比一的博弈大家丝毫不感意外。当然，这一现象既彰显了女性作者对写作的坚持、作品本身的出色水准，也遭到一众网友质疑，认为其存在“政治正确性”倾向。

质疑之声早已存在。拿2019年4月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公布为例，入围者共有六位，其中五位是女性。六名译者全部是女性。当时评委会主席、历史学家贝蒂尼·休斯（Bettany Hughes）对《卫报》表示，这次国际布克奖短名单中，女性占主导地位“既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也不是出于战略选择”，而是评委经过无拘无束的讨论评选之后，得出的“快乐的副产品”。但仍有网友表示这是“女性书单风向标”。

最重要的是，这次参与布克奖决选的作品不仅多由女性来书写，并且基本上也是围绕女性相关的故事展开的。如果说女性书写在此刻大获全胜的话，那获胜不仅仅停留在文本之外，也蔓延到文本之内，是内外统一的胜利。

特西提·丹格瑞姆加（Tsitsi Dangarembga）的《This Mournable Body》（《哀悼之躯》）

《哀悼之躯》描述的是一位在津巴布韦努力找工作的妇女，《影子国王》刻画了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中的埃塞俄比亚妇女，阿芙尼·多什和道格拉斯·斯图尔特的入围作《舒吉·贝恩》有着共同的主题，一是“记忆”，一是“母亲”。

阿芙尼·多什的入围小说《焦糖》叙述了母亲塔拉和女儿安塔拉之间的故事。塔拉选择追求自己的愿望，即使付出惊人的代价。她是1980年代印度一位年轻女性，不安，不满。她在当地的聚会上被古鲁所吸引，以至于忽略孩子、放弃婚姻。她长期缺席也未有悔意，女儿安塔拉后来冷淡地描述了她“每天都会消失，滴着乳汁，却让我吃不饱”。

三十年后，当塔拉患上痴呆症时，成年的安塔拉带她回家。此时的安塔拉早已告别了从前的弱小无助，她过着较丰裕的生活，但母亲曾经的不管不顾仍然未能得到她的谅解。小说的中心主题是安塔拉的内心冲突：如何照顾曾经无法照顾自己的母亲？她冷冷承认：“如果我母亲的痛苦不曾带给我快乐，那我就是在说谎。”

阿芙尼·多什（Avni Doshi）的《焦糖》（Burnt Sugar）

多什从自己母亲身上获得了部分灵感来源，比如她母亲和修道院有联系，也从自身提取了一部分可供参照的材料。安塔拉经历了产后抑郁症，和多什一样，而且安塔拉对于母亲身份的不安同样映照了现实生活中多什生产时的忧虑。好在历经心灵动荡终于和解。

《舒吉·贝恩》的故事背景是1980年代的格拉斯哥，这里造船和钢铁产业正在衰退，人们无所事事只是苟活。艾格尼丝是个有酒瘾的女人，舒吉一直在尝试拯救母亲。故事的重心便在母子之间。故事里到处都是酸腐的气味和无措的人，正是斯图尔特一直以来的记忆。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uart）的《舒吉·贝恩》（Shuggie Bain）

斯图尔特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讲出了自己创作的缘由：

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从未了解过父亲。

我的母亲有酒瘾。酒在我关于她的记忆里留下斑斑污迹。当我十六岁的一天，我还在学校，她于家中去世，孑然一身。对于一个年轻的灵魂而言——青春岁月在它之上闪闪发光——这是一次不期然的告别。

如果你有着成瘾的父母，你会逐渐发展出一套机制、策略，努力维系他们的生命。在年轻时，她的酗酒是不祥之兆，而我总试图分散她的注意力，要她口述自传，我拿着平板和笔作为秘书来书写。《舒吉·贝恩》是虚构的作品毋庸置疑，但其故事核心却是我承载的有关母亲的记忆，关于她与酒的斗争、与男人、以及她卑微的梦想。三十年来，我日复一日地思念她。

在《舒吉·贝恩》的前言，斯图尔特写道：“毕竟，关于我母亲以及她的挣扎的那些记忆造就了我。”

在这些作品中，女性获胜的方式不同，但都获胜了，因此都有着胜者的殊荣：在《焦糖》中，塔拉是有其主观意志的行动者，并非符合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女性过去形象的表述——女性“是忍受和接受的那个人”，或者“忍辱负重，受苦受难，视死如归，额头上戴上了光环。”《影子国王》的埃塞俄比亚女兵明确表示拒绝在家等候丈夫归来，而要出发参战，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完成自我的使命；《舒吉·贝恩》里的母亲虽然酗酒，但拥有爱，值得一再被拯救。她们没有隐身和匿名。

此外，女性作者以本来的视角进行书写，无疑是写作的完全自由。布克奖方面询问过马萨·蒙吉斯特：“你的小说从女性视角刻画了战争，是什么给你灵感？ ”

回答是：“与其说是灵感，不如说是熟悉，就是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 ”

有色人种的胜利

如果说这次的颁奖反映了已有成就的作者的诉求，那这里指的作者起码有两个，除上文提到的玛格丽特，还有同年得主伯纳丁·埃瓦里斯托。她在上世纪80年代，开办了英国第一家黑人女性剧院公司，并在1995年的皇家音乐厅中组织了首个黑人剧院会议，并长期呼吁将多肤色作家和艺术家纳入文艺讨论。在她之前，布克奖历史上从未将奖项颁给有色人种作家。

今年，随着“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继续进行，一些畅销书作者公开反对白人主导的出版界。畅销小说家多萝西·库姆森（Dorothy Koomson）发出质问：“出版人，你们需要做得更好，对我们更好。跟我们谈谈，听我们说，不要仅仅口头表达支持，请低头审视你们自己，做出行动，为黑人作家改善环境……不要再在公共场合摆姿态了，好吗？”这样的斥责正好回应了布兰登·泰勒的心声：“学术界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非常自由或进步的环境，但我发现它有时相当敌对。我发现自己身处那些对我的黑人身份或孤儿身份感到不满的人群中，但他们没有语言来表达这个问题，或者这样表达似乎不太礼貌，作为一名作家，我不能对这样的事情不感兴趣，言论价值和行动价值之间的矛盾。”

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英语国家的布克奖还是国际布克奖，都在将眼光逐渐放到别的长期被忽略的民族上。2019年布克国际文学奖出炉时是阿曼女作家赫尔蒂（Jokha Alharthi）凭借作品《天体》（Celestial Bodies）摘得此奖项，这也是阿拉伯语作品首次获奖。

今年的决选作品继续辐射到了埃塞俄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世界。

《影子国王》讲述的是墨索里尼想要扫除之前被埃塞俄比亚打败的历史耻辱，入侵该国寻求报复。战争开始时，皇帝流亡，埃塞俄比亚迅速陷入困境。为了振奋士气，希鲁特帮助一个农民伪装成皇帝，并且鼓舞其他女性拿起武器对抗意大利人。

马萨·蒙吉斯特说：“他们如此脆弱，但依旧无法被毁灭。在我的想象之中，这是特洛伊战争在非洲大地的起死回生。这些人（其中有些是我的邻居），是荷马式的半神，极具逆反精神，在暴怒中获得荣光。作为一个在美国的非洲女孩，我时而被奚落，当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在我周围：一千个狂暴的阿克琉斯摆脱了他们的致命弱点，朝着敌人进攻。……在五年写作后，《影子国王》的第一版草稿使我绝望。我扔掉那些草稿，重新拿出老照片。我将摄影师推离，只接近他们描绘的埃塞俄比亚人。一个接一个活生生的人，一度被忽视、沉默不语，从阴影中走出，向我言说。他们给我指出新的方向，引我进入他们的战争。”

马萨·蒙吉斯特（Maaza Mengiste）的《影子国王》（The Shadow King）

《哀悼之躯》延续了《不安之境》（Nervous Conditions）主人公坦布的叙述。她同她的国家一样，在挣扎着生存：故事一开始，她就被赶出了招待所，后来又失去了生物教师的工作、乃至被送入精神病房。不得已，她接受了高中同学提供的机会，进入生态旅游业，回到贫瘠的家园。但这要付出代价：村子里的妇女必须裸露身体跳舞，为欧洲游客带来“原汁原味的非洲体验”。

特西提·丹格瑞姆加表示：“《哀悼之躯》是三部曲的第三卷。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津巴布韦独立后的几年开始写它，将对于新国家的期许诉诸笔端。……而当我掉转来写《哀悼之躯》时，生活在新国家的愿望已支离破碎。显而易见我们在走下坡路，这样的沉落使我们每个人跌入深渊。我想要审视津巴布韦何以至此。”

虽然有读者质疑文学奖不该被政治正确所绑架，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些群体从前被有意无意地无视是不争的事实。也许现在选择改变显得激烈，但与长久以来无形而沉重的压迫相比，绝不为过。奖项评委之一李·柴尔德在官方视频里说：“如果你读到这个决选名单，它会展示给你2020我们的小说在何处，也会教你知晓未来还要走向何处。”当女性、有色人种、新人作者这些长期得不到关照的人从阴影中走出，开始言说自己，我们的世界——文学的世界与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才能完全处于照耀之下。因为只要有人被迫沉默，我们就是失败者。

参考文章链接：

1.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nov/13/on-the-brink-of-a-booker-2020s-shortlisted-authors-on-the-stories-behind-their-novels

2.https://thebookerprizes.com/booker-prize/news/interview-longlisted-author-maaza-mengi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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