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幕上,为什么满屏是“太真实了”“过于真实”?_大只500下载官网

“太真实了”“过于真实”,如果你经常刷视频或“吃瓜”平台,一定对这两句流行语不陌生。早在2018年,“真实”一词凭借近50万次的发送量,当选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站年度弹幕热词之首,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每每,在网络看到贴近现实生活或自身日常的桥段之时,我们总是忍不住感叹一句“真实”。它代表着我们获得的共鸣,也被用作一种赞美之词。而“真实”最近的一次火,可能是网友发现了兼具“纯真”和“野性”的丁真。

走红网络的康巴汉子丁真。

尽管我们很难定义何为真实,也很难辨别事物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无疑我们喜爱真实感。从真人秀节目到草根短视频,“真实”成为它们在市场突围的重要特质;从杨超越到张雨绮,“真实”被很多人视为她们最具魅力的品质。

我们推崇“真实”而非“虚假”,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真实”成为一种美德,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几百年前才发生的一场价值转向。

那么,在今天,我们又因何迷恋真实?在情感商业化和工具理性的时代,真实面临着怎样的威胁?又为什么说,在真实稀缺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挽救一种叫做本真性的道德理想?

撰文|甘甜

从真诚到本真:

道德生活中的两种真实观

 

“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莎士比亚(图片为《莎士比亚名剧动画》画面)

  

1970年,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围绕历史中的自我之真诚与真实问题,在哈佛大学开展了一个系列演讲。

 

特里林追溯了诚(sincerity)与真(authenticity)这两个血脉相连的观念的起源与兴起。他认为,在16世纪之前,一个人往往既谈不上是真诚的,也谈不上是不真诚的,真诚与美德无关。真诚最初并不用来指人,而是被用来形容物,意思是“干净,完好,或纯粹”,譬如,真诚的酒,即是指没有兑水掺假的酒。

 

《诚与真》,(美)莱昂内尔·特里林 著,刘佳林 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

直到约16世纪晚期,“真诚”才成为欧洲道德生活中的一个新要素。这里所说的真诚主要是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也就是“不伪饰、冒充或假装”。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原因主要与社会环境有关。16世纪,欧洲封建秩序逐渐解体,促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流动意味着机会,一个人不再被固定在出生地,而有可能脱离他们原属的阶层。当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试图突破旧有的束缚之时,横梗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欧洲,尚未出现足够多的、供以实现阶层跃升的职业。于是,将表演、伪饰作为一种工具,通过欺诈、谄媚、阴谋诡计来获取财富与地位,成为频繁出现的现象。这反映在众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伪君子成为一种典型的人物类型。作为一种对社会变化的回应,真诚由此得到重视,开始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

 

而随着社会流动性进一步增强,真诚又经历了一个衰落的过程。当人们纷纷进入城市,生活在陌生人之间,才拥有了“社会”的概念。社会为人们的行为设置了一系列的规范。此时,无论是出于实际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谋利的欲望,言不由衷成为普遍的事实,表演被理解为一种有用的工具。真诚这种品质的吸引力式微。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 著,龚小夏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

人类学家阎云翔,曾研究过一个中国村庄里年轻人择偶理想的变迁,他发现了类似的转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前,老实在村里是一种被欣赏的品质。老实意味着诚实、可靠、可信任。村里的姑娘都愿意找老实的男青年当对象。但改革开放之后,老实不再像从前那样被推崇,村民们认为老实人容易吃亏,对家庭不利。在阎云翔看来,老实是封闭社会所推崇的品德,一旦出了当地社会的小圈子便可能成为短处。

 

当真诚的吸引力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于本真性的兴趣。何为本真性?它的德语词汇eigentlichkeit源自eigen,意为“我自己”、“属于我的东西”。在西方哲学里,本真性的含义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从真诚到本真,也就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转变。特里林认为,20世纪的人不再像过去的人那样,关心欺骗他人的问题。相反,他们最为关注的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欺骗。

 

这种转折又是如何发生的?关键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当人们普遍需要扮演多个不同角色时,才形成了强烈的“外部社会”与“内在自我”的意识。这促使一个人去思考,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他是否本质上是他自己,而非外在力量要求他成为的人。对本真性的追求,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人们的普遍道德信念。

 

工具理性与情感商业化:

真实遭遇的两重危机

 

当每个人暗地里把他人当作工具时,循环相报,总将轮到自己,于是人与人之间就相互疏离了;当一个人把自己当作工具时,跟自身也就疏离了。——赖特·米尔斯(图为骑着摩托车的他)

  

在今天,我们为何偏爱真实?

 

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稀缺。这种危机,既源自个人的选择,也是机构管控的结果。

 

从个人层面来说,当代人趋于理性化,人格沦为可资利用的工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人的社会行动有一个经典划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行动,指通过理性计算设计最有效的手段,达成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则是指,关注行为本身的价值,而不顾条件、后果如何。两种理性并不对立。问题在于,工具理性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扩张。本应该用其他标准衡量的事情,我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投入-产出比来评估。事物本身的价值被遮蔽,存在的意义只在于其有用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描述他接触过的这样一类大学生:课上听讲极认真,点头、微笑,与他互动,课下也积极与他讨论所学内容,一来二去,赢得他的好感。后来,申请留学,请他帮忙写推荐信,他欣然同意。而此后,这个学生就再没出现过。钱理群这才发觉,那些点头、微笑全是投资。

 

在工具理性的驱动下,人可能为了获利主动选择不真实。而当个人的人格从属商业逻辑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迫选择不真实。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取代众多与机器互动的工作。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说法,一个“人格市场”正在兴起:从前,工厂里的劳动力,用自己的时间、体力换取工资;如今,服务业中的雇员,不仅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还要出售自己的人格,以挣得薪水。在人格市场中,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种情绪状态,都成为可以且需要批量生产的商品。

 

电影《浪漫天降》(2015)剧照。

从空乘人员训练有素的微笑中,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确认了这一趋势,她称其为情感劳动。在入职培训中,空乘人员不仅要学习工作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感。如何感受和如何表达感受的规则,都由公司设定。受训者被反复规训,她们工作的稳定性与公司的营利都有赖于她们的笑脸。“笑容是你最大的资产,用好它。”因此,即便是面对乘客无理的要求、甚至是冒犯,她们也被迫要保持耐心和微笑。依靠情感劳动为生的人,他们的个人人格被公司征用,被程式化、标准化,且难以逃避。

 

尽管就职业而言,并非所有工作都是情感劳动,但情感劳动的现象愈发普遍。换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被迫营业”。“营业”原本是个娱乐圈用语。一个正在营业的艺人必备的业务能力就是“表情管理”,他要能掌控自己的情绪,在镜头面前保持最美好的那一面。现在,“营业”一词被泛化,白领们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某种工作状态。比如,此前热议的“职场塑料五件套表情包”,几乎成了工作群的标配,尽管自己真实的感受可能并非和发出去的表情一致,甚至私下绝不会使用这些略显土味的表情,但为了显得友善热情,为了工作沟通顺畅,不得不频繁使用它们。

情感商业化对真实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不是不想真实,而是常常无法真实。如果真实了,就可能被批评为“不职业”。很多人因而会自嘲是“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通过与职业角色疏离的方式,确认自我。

 

一个事实是,在今天,我们的情感受到越来越多的管理,无论是个人主动地利用自己的人格,还是机构有组织地管控员工的情感。而正如霍克希尔德所说的:“情感越是受到管理,那么,我们就越是看重未被管理的情感。”从杨超越到张雨绮,她们凭借“真实”圈粉无数,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她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里暂且不论)

 

我们今天如此迷恋真实,只不过因为真实太稀有。

 

本真作为一种道德理想

 

  

矛盾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我们认同真实,另一方面每时每刻的真实又是不可能的。倘若我们依靠虚假的自我获得认同,我们又不可避免会陷入对自我的怀疑,陷入意义感危机。

 

“做真实的自己。”困惑于生命意义的现代人,在关于人生选择的种种讨论中,总能听到指向本真性的劝导不断回响。

 

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看来,本真性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想。它指引我们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以更具个人独特性的方式生活,重拾生存的意义。问题在于,人们对本真性有太多误读,致使“忠实于自己”常常滑向浅薄的“以自我为中心”。

 

误读主要根源于一种价值主观论。简单说,就是认为事物的价值是主观赋予的,而非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体现为这样一种观点:“善的生活就是每个个体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追求的东西。”类似的话语,今天的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它早已在自媒体上流行:“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这一生”。

 

在查尔斯·泰勒看来,这样的观点看似合理,实则错误。关于什么是较好的生活,难道真的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当我们认为事物的价值完全是主观的,一方面它使真实沦为自恋,导致不加约束的自我放任,因为只要是我珍视的,就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将导致我们对自身以外事物的漠不关心,因为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价值选择。

 

那么,今天的我们究竟需要怎样一种真实?查尔斯·泰勒认为,每个个体的真实与他人紧密相连。本真性理想的实现,必须在对话中完成。

 

原因在于,首先,“自我”并非单独凭借自己生成的。人出生时只是动物,在与父母等重要他人的互动中,习得语言、行为规范等知识,才渐渐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们的观念,我们感受世界、定义自我的方式,都来源于社会。其次,每个社会都存在着一个道德背景,它界定着事物的重要性,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自我的独特性,就来自于我与其他人的重要的、有意义的差异。譬如,一个人并不能因为自己恰好是唯一有3723根头发的人,就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因为这种差异并不重要。

 

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将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晚现代社会称为“独异性社会”,如今,能够吸引人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化商品,而是具有独特性的“真”的文化。一个新的趋势已经显现,一些劳动者的“真实自我”也正在被机构转化为商品。

 

真实是一件很难定义的事情。曾几何时,传播学者用“虚拟社区”这个概念来描述互联网。而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我们从网络中感受、寻找真实。在庞杂的城市生活中,“附近消失了”,邻居、外卖小哥、小区门口的保安,这些身处我们周围的人,反而成为面目模糊的存在。

 

当理性化无可避免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当数字媒介进一步包裹我们的生活,我们愈加难以判断什么是真实。关于他人的真实,或许只有回到日常的、琐碎、日复一日的交往中,我们才能有所发现。而对自己的真实,则是我们有可能掌控也应当追寻的,因为在真假难辨的世界里,它们是我们生存意义感的一种依恃。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大只注册|大只500代理 » 弹幕上,为什么满屏是“太真实了”“过于真实”?_大只500下载官网

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