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在郭初阳身上的标签从来不少。作为一名独立语文老师，他是“新生代语文教育领军人”，也是“体制教育的反思者”。作为语文教学创新的实践者，他的公开课被称为语文界的“巴黎时装发布会”，让前来旁听的同行、家长屡屡惊呼“语文还能这样教”。

但对于郭初阳来说，这些标签都不重要。自2008年离开执教六年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后，郭初阳以更为独立的身份审视和反思语文教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通过离开学校来接近教育的。”

“独立”意味着边缘，也意味着自由。2010年，郭初阳与蔡朝阳、吕栋（三人也被称为“浙江三教师”）出版《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分析考察三大小学语文教材权威版本中涉及“母爱”话题的课文，直指小学语文教材诸多不合理性，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2013年，郭初阳参与编著的《让性回归常识》正式出版。他也借由此书向大众疾呼“儿童性教育应该被完全学科化”。

郭初阳长期致力于语文教学的创新改革。离开学校之后，他既有关于“教什么”“怎么教”的选择权，但同时，他也需要自行研发教材，并接受来自市场、家长和学生的三方检验。

到了今天，郭初阳将语文教学比喻为“造船”。在他看来，我们不能为造船而造船，不然造船本身就会变得无聊而乏味。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应当能够借由“造船”，唤起学生行驶向远方的渴望。

“莫泊桑的《项链》和《灰姑娘》的叙事传统有什么关系？”

“如何给《南方周末》投稿？”

“从《牧人的故事》来理解‘自由’的重要性。”

在新书发布之际，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采访了身在杭州的郭初阳，与他聊了聊什么才是“自由而有光的教育”。郭初阳认为，理想的教育有如一场化学反应：学习的人有一颗渴慕的心，教授的人既想教又能教。当师生刚好在某个“可教的时刻”相遇，好的教育就自然发生了。

《郭初阳的语文课》，郭初阳著，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社，2020年10月。

采写 | 青青子

郭初阳，独立语文老师，语文界新生代领军老师，语文课堂的革命者。代表作有《郭初阳的语文课》、《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言说抵抗沉默：郭初阳课堂实录》等。

01

十堂“超纲”的语文课

“好的语文课，能将人带往远方。”

新京报：这套《郭初阳的语文课》和传统的语文课本非常不同，比较像是西方人文通识课的课本，借由“语文”的概念，跨学科地教授人文知识。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本书的？

郭初阳：这本书算是我十多年来教学的自然成果，属于瓜熟蒂落的过程，也和这些年来我对语文的理解更新有关。

我现在更倾向于将语文课理解为“语文+”。我认为“+”的概念很好地阐释了语文本身的特质和语文这门学科的功能。

首先，语文的基底是语言，而语言又是思维的体现。朱光潜曾在《诗论》第四章提到过，所谓“有话说不出”，“说不出”因为它根本未成为话，根本没有想清楚。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清楚了，你就可以说清楚，也可以写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和思维是同一的。

语文作为一门课程，它必须要有承载性的内容，就像其他学科也都需要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所以，一个好的语文课，既是完全语文的，同时，又像一艘船，载着我们到各个地方去。狄金森的《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

一页跳动的诗行那样  –

把人带往远方”。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比喻。如果学习语文就是“造船”，我们不能单单为“造船”而造船，这样的话，“造船”本身会变成非常无聊的劳动，会让人厌倦。一个好的老师应当能够唤起学生行驶向远方的渴望。

上课中的郭初阳。

为了达成这样的使命，语文课就不只是学习教材那么简单，它要有更丰富、更有趣的承载性内容。同时，它需要穿插通识教育内容，比如心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经济学等。

新京报：这种“语文+”的尝试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郭初阳：这种尝试主要还是从我离开学校之后才开始。出发点很简单，为了激起学生的兴趣，让他们觉得语文课是可以好玩、有趣，也是值得深思的。

新京报：当时是如何选择这十堂课的主题的？

郭初阳：从这10节课的内容上来看的话，刚好一半文本是教材里的，一半文本是教材之外的文本。比如《珍珠鸟》、《愚公移山》、《项链》、《鞋匠的儿子》，还有《父母的心》，这些原本就是在教材里面的，另外5节课就是自选教材。

之所以会有自选教材，是因为语文教材的容量实在太有限了。当年我们做《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中国海洋大学的朱自强教授就认为，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总结下来就4个字：短小轻薄。篇幅很短很小，文体不分明，多以散文为主。

《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朱自强 / 郭初阳 / 徐冬梅 / 王荣生 / 李庆明 / 周益民 / 张学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

如果老师拿这样的教材来作为语文课的教学内容，学生从中获得的营养会严重不足。因此，我觉得，学校里的语文课，语文书与补充教材的比例，五五开是一个恰当的比重，既充分考虑到语文本身的营养，也充分考虑到应试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每一堂课的文本选择上，做了哪些考量？

郭初阳：之所以选择这些文本，是因为它们兼具经典性与可阐释性。例如，这本新书里面有一堂《愚公移山》的课。《愚公移山》是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范本。我前后上过3节《愚公移山》的课，越来越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有阐释的空间。

《珍珠鸟》也是一样。你既可以把它看成是简单阐述人和动物之间相互信赖的一个文本，同时，你也可以从普通人不太会留意到的，比如从梳理作品中的笼子个数、对笼子本质的思考，以及小鸟到底有没有离开笼子等层面来做延伸讨论。

《珍珠鸟》，冯骥才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

02

自由阅读vs应试阅读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

新京报：具体到每一堂课的设计，这本书也是超越了传统的“八股”教学，更像是针对性的文本细读+延伸讨论。

郭初阳：对。文本细读，英文里也叫做“close reading”。我认为它是一个语文老师的看家本领，或者说是立身之本。

一个好的文本，就像湖泊或大海，我们不应当只是在表面滑行，而是得跳进去游泳，深入到文本的字里行间，才能有所发现。

读书方法中有一名为“八面受敌”的精读法，说的是，我们对待每一本书都需要用“一意求之”的方法，也就是说，一本书可以反复读，并且每一遍都要带着不同的目的去读：

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苏轼《与王庠》

可惜的是，我们日常的阅读很多都是为了追求情节曲折的猎奇式阅读，只是被情绪牵引，在文本的表面滑行。所谓的传统八股教学，也只是谈中心思想，标段落序号，没有真正进入到文本中去。这样一来，学生就会觉得无聊、无趣。

所以，一堂好的语文课，需要老师带着学生进入文本内部，这样，才能产生充沛的信息流，也才能吸引学生一直读下去、听下去。

《郭初阳的语文课》，郭初阳著，乐府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社，2020年10月。

新京报：能举一个例子吗？

郭初阳：我们以莫泊桑的《项链》举例。小说的开头有这样一句，“她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如果我们拿这句话做文本细读，第一个问题就是，作者为什么在这里用一个“也”字。

“也”就意味着，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并不是唯一美丽动人的女性。读到后面，我们会发现，这个“也”指代的是佛来思节夫人。她是玛蒂尔德在教会中学的同学，也是一个有钱人。小说的后来写道，10年之后，玛蒂尔德和佛来思节夫人再次相逢，佛来思节夫人依旧年轻，依旧美丽动人，但玛蒂尔德因为操劳而容颜不再。

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更广阔的文学源流来看，就会发现，莫泊桑很有意识地写了一个“反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的故事里面写青春，莫泊桑写的是衰老；《灰姑娘》的故事里面写的是借由爱情超越等级，莫泊桑写的是漫长婚姻里的阶层跌落（最开始玛蒂尔德家里还有一个女仆，最后弄得连女仆都没有了，自己变成女仆了）；《灰姑娘》故事里面讲的是两人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项链》里的夫妻二人用十年的艰辛还清债务以后，才发现项链是假的，辛苦是白费的，这是一个加倍的不幸的结局。

通过“也”的分析比对，我们就能知道，一流的小说家莫泊桑，在一开始就告诉所有的读者，我也要给你们讲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反灰姑娘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文本细读那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文字训练，就不会留意到这个“也”字的存在，也就不能进入到文本的深处，去理解小说更广阔的意涵。

新京报：我最惊喜的是《社会写作课》那堂课，教孩子们如何给《南方周末》投稿，读下来感觉也是在培养孩子们的公民意识。很好奇这堂课的由来？在你的学生中，给杂志或媒体投稿的孩子多吗？

郭初阳：这个说来话长。从2011年开始，我们要求初中学生每周带着当周的《南方周末》进课堂。我们也在课堂上专门设置了一个读报时间。

刚好《南方周末》有一专栏，专门开放给读者来信，谈论读者自己关心的社会问题，或对报纸上讨论的问题做一些回应。我们和《南方周末》当时评论版的编辑很熟，他们也都知道，杭州有一群学生，每个礼拜都在读《南方周末》。

所以，我就想着学生们可以借着投稿，学习评论文的写作方法。这也是《如何给南方周末投稿》这堂课的由来。

这么多年下来，这节课还蛮有效果的。在课堂上，我们不仅教学生研究评论文范本，还让他们互换角色，分别从“撰稿人”和“编辑”两个角色来研读稿件。这两种角色的眼光不同，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很不一样。

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的学生在《南方周末》上发了几十篇稿子。主题也很多样，比如说“路旁的梧桐树为什么要把它砍掉”；“公交车可不可以停得离站台更近一点”等等。

这堂课也是“建设性写作”的训练，目的是告诉学生们，你必须要关注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生活是重要的。同时，我们鼓励学生要善于发现生活中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种不合理，往往也是很多人会面临到的问题和麻烦。最后，我们还要求学生以自己审慎的思考和资料收集，来对这个问题做出看法层面的回应。

新京报：这套课堂实录和传统应试教育系统下的教材很不一样，会担心学生要面临的应试问题吗？

郭初阳：我曾经在学校教书12年，6年在翠苑中学，6年在杭州外国语学校。我对应试也不陌生。当年的翠苑中学语文组在应试方面，还是很厉害的。我们带的那一届初三学生就拿了杭州市中考语文的第一名。

现在我独立出来了，不太需要考虑学生应试的问题。这也是因为，愿意来上课的学生，基本上都不是为了应试而来，遇到应试问题的学生，也不会选择来我们这里上课。

如果一定要问我的看法，我希望学校里的老师能够把应试阅读和自由阅读做一个清晰的划分。比如说，这节课是自由阅读课，我们就好好做文本细读。下节课是应试阅读课，我们就做考试的练习。

换个角度来讲，自由阅读和应试阅读并不冲突。自由阅读多了，学生的应试能力自然会变强，只是效果没有那么直接。我打个比方，应试阅读和自由阅读都有点像跑步。自由阅读像我们平时跑的马拉松或者体能训练。应试阅读像跨栏跑。一个马拉松跑得很好的人，在没有接受任何跨栏训练的情况下去参赛，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但马拉松和体能训练肯定能给他打下很好的底子。

03

教师身份再思考

“做一个帮助者、陪伴者和守望者。”

新京报：你在评述集里提到，最早你是偶然而成为语文老师的。如果选择语文老师是偶然，是什么让你在之后一直坚持从事语文老师这一职业？

郭初阳：回过头来想，我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比如，我的母亲是一名教师，我和我小学语文老师的关系也很好，今年教师节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回忆她的文章。

那么说回来，当老师确实很辛苦，中间有一段我也短暂离开过，去做小学语文教材的批评和杂志撰稿。但回过头来又继续来做教育，我觉得是我自己成长了，同时，我对教师身份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我刚从杭州师范大学毕业的时候，一心只想着逃跑。现在我却觉得，老师或者说语文老师，简直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首先，老师是服务他人的职业，但不同于其他服务行业，老师面对的，都是最年轻、最朝气蓬勃的一群人。也就是说，这个职业本身让人感到年轻。

同时，当一名老师，还能让我对人生的可能性保持好奇。比如说，你的学生小时候是这样的，但长大后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从事着你完全意想不到的职业。这就会让你感到人生的可能性太玄妙了。

再者，当老师还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完全没有功利地希望一个人有所成就，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有好的发展。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我也愿意长期当学生的帮助者、陪伴者和守望者。

最后，一个好的老师也可以获得长期的友谊。像去年国庆节，我重新给我带的第一届翠苑中学的学生上课。他们现在都是中年人了，小孩也都上小学了。那堂课最后变成，我给我的学生和我学生的小孩一起上课。

新京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你对教师身份有哪些不一样的思考？我记得你之前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后来为何还是选择回到教师身份？

郭初阳：一个词，自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厌倦教书了，尤其是天天要处理冗杂的事务性工作，还要抽身处理学生打架的问题。后来，我和几个朋友聊了之后发现，自己其实还是蛮喜欢上课的，厌烦的只是无谓消耗的那部分事情。

体制内的老师只能教别人规定他们要教的内容，对于教什么、怎么教，都不太有选择权。离开了体制，我发现我可以上我自己想上的内容，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教。这样一来，我作为老师，就有充分的选择权，只需要学生认同、家长认同、市场认同就可以了。

当然，自由本身也来之不易，要付出很艰苦的劳动。比如，教材全部由你自己来研发，课程需要获得市场的认同等，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新京报：在你二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谁或者谁的教育理念对你的影响最大？

郭初阳：如果只能选一个人的话，那肯定是美国教育学家斯蒂芬·克拉生的《阅读的力量》。我还专门写过这本书的书评。

克拉生是南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对语文教学做了详实的调查，发现常规意义的篇章讲授、语段阅读等直接教学方式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没有功效。他在书里说道：“大部分老师花了大量时间，在课堂上教字词句、语法规则、语文知识、阅读方法，基本上是浪费时间，远不如让孩子自由阅读成绩更突出。”

这本书的发现很刺激我。当时我们都很骄傲，我们的学生拿了杭州市中考语文的第一名。但这项研究发现，我们这种做法虽然能让学生取得好成绩，但无法真正促使学生在阅读上的进步。

后来，这本书也成为我们课程建设的奠基之作，每一年也都会推荐给家长们阅读。作者在书里提出了自由自主阅读的概念。他发现，只有那些“没有要求、没有任务、没有压力、不需要讲课的阅读，才是提高语文能力最有效的手段”。

新京报：最近，家长群事件也引起很大的舆论反响。你有关注到吗？随着微信家长群的普及，老师和家长的关系更加剑拔弩张了。这次事件也延伸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责任权利边界。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郭初阳：微信是一个工具。既然它是工具，就看我们怎么来使用它。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用的是最传统的短信，来和家长交流。但微信群的趋势很难抵挡，后来我们也建了家长群。

我对家长群的看法主要分这几个层面。首先，这个群的功能更多是做通报，让家长了解基本的情况。它不应该用来捆绑家长，或是用来对家长下命令，尤其不能要求家长打卡。其次，老师不能把教学的担子转嫁给家长，比方说100斤的担子，我挑80斤，家长挑20斤，这也是很不恰当的做法。

如果双方能保持基本的原则——不增添负担，没有硬性要求，不转嫁压力，那么，我们还是能很好地利用“家长群”这样的沟通工具。我们自己的家长群就一直很好。因为这个群没有负担，我们只是通报家长上了哪些内容，穿插对家长问题的解答，比如应当选一些什么书，什么书的版本比较好。平时的气氛也很友好。

04

理想的语文教育

“好的教育，不应该囿于学校。”

新京报：这几年，你一直在做非学校化教育的探索。你心目中理想的语文教育是什么样的？现在达到了吗？

郭初阳：吴康宁翻译过一本叫做《去学校化社会》的书。这本书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什么是“学习”，什么是“学校”的思考。学校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概念。我们一直说学校怎么怎么好，但为什么学校导致这么多学生厌倦，甚至有人希望炸掉学校？

对我来说，我是通过离开学校来接近教育的。今天有些学校恰恰成了离教育最远的地方。当然，这也涉及我们对教育的理解，究竟什么是教育，什么是语文教育。

我认为，很多好的教育是可以通过自我学习来达成的。比如阿城，他就是在北京的旧书店里完成了语文教育。所以，很多时候，好的教育或者好的语文教育，其实并不需要老师。

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做常规性的理解。我认为，理想的教育，是学习的人有一颗渴慕的心，教授的人很想教，也具备教授的能力和经验。同时，他们之间刚好就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可教的时刻”。

这样的教育未必一定要发生在学校里面。很多社会空间也可以被视为是学校或课堂。说到底，我们只需要一个空的空间，好的教育就会发生，因为自愿想来学的人就会来，爱教的人自在那里教。

新京报：2019年，全国开始统编教材的改革，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我记得你在2009年的时候就做过一项课题调研，出版成《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你如何看待这几年体制内的语文教育变化？感觉整体上是不仅教学负担更重，选材也趋向保守。

郭初阳：用鲁迅的一句话来讲，叫做“城头变幻大王旗”。我最近把新版的小学语文教材全部拿到了，稍微翻了一下，只有一个评价，换汤不换药。

首先是经典文本的不足。其次是对某些名家名作的不明原因地删改。最后，还有“三无”问题，没有作者、没有出处，没有出版年月，甚至还出现了“自我引用”的问题。比如说，2010年版的语文教材中的某篇课文没有出处，到了2019年的时候，这篇课文依然存在，但在引用处注明出自2010年版的小学语文教材。

新京报：今年年中，也出现了教材分性别的争议。感觉性别教育、性教育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中一直是缺失的。你有想过做这方面的拓展吗？

郭初阳：2013年的时候，我参与编过一本叫做《让性回归常识》的书。我们当时回顾了民国时期的一本教育类杂志——《教育杂志》。这本杂志可谓包罗万象，什么内容都有。1923年的某一期，就有性教育专号，整整一期，大概十几篇文章都在谈性教育，话题完全跟国际接轨，整体的观念也蛮先进的。

我之前出的《课堂实录》里面，讲到契诃夫的《套中人》，教材里把它改成了《装在套子里的人》，那节课我们也是很自然地涉及到了性教育的话题。

我一直认为，性教育是基础教育，应当完全学科化，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同时，有些家长的性观念也很落后。比如北师大出的性教育课本，因为涉及漫画形式的男女生殖器，被部分家长抵制。我甚至觉得我已经有点跨界了，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出身，不是性教育的专家，但看到这样的境况，都急得自己冲上去了。

新京报：接下来，在语文教育领域，你还想做哪些新的探索和尝试？

郭初阳：我还是会继续做语文老师，发现更多经典文本，然后用好的方式把它传递给学生。这基本上是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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