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冲突”的爆发

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 北爱尔兰成为不列颠国家军队同共和派及忠诚派 （即支持北爱尔兰和不列颠联合的派别）准军事部队之间暴力冲突的集中爆发地，这些冲突即所谓“北爱尔兰冲突”（Troubles）。这25年间，“暴力”一词塑造了国际社会对爱尔兰的观感。这些根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北爱尔兰对待天主教少数群体的方式。当时， 在北爱尔兰议会的主导下， 北爱尔兰的联合主义政权倾向于在许多方面把天主教徒视为二等公民。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中， 斯托蒙特国会大厦里的一名天主教园丁被以明显的宗派原因解雇。他是不列颠军队的退伍军人，不列颠王位继承人威尔士亲王亲自推荐他担任这一职务，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事情的最终结果。因其天主教徒的身份，他遭到怀疑并被解雇。这一事件是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态度的缩影， 也是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经常面临官方和非官方歧视的缩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北爱尔兰执政党阿尔斯特统一党（Ulster Unionist Party，UUP）并不鼓励宗派间爆发矛盾。但是，统一党因其持久的霸权地位， 以及它与橙带党的联系而被赋予了明确的新教色彩，导致他们没有必要与天主教徒和解，因为天主教徒无论如何也不会把票投给他们。因此，没有宗派言论并不意味着现实中没有宗派主义倾向。但不管怎样，到20 世纪60 年代，统一党政权似乎处于相当稳固的地位。北爱尔兰的传统重工业正在衰落，但爱尔兰共和军残余势力的威胁也在遭遇了1956—1962 年的军事失败后逐渐消失。在这场战役中，爱尔兰共和军在边境两边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都柏林政府这边，一贯务实的勒马斯在1963 年会晤了他的贝尔法斯特对手特伦斯·奥尼尔（Terence O’Neill），南北关系似乎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性回暖。

《爱尔兰简史》，作者: [爱尔兰]约翰·吉布尼 （John Gibney），译者: 潘良，版本:新民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

但这些举措遭到联合主义者中更保守人士的猛烈抨击，其中反应最激烈的是激进的福音派传教士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为了避免疏远新教强硬派，联合派必须谨慎对待与天主教徒的和解问题。问题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越来越自信的年轻一代天主教徒—— 从二战后联合王国福利国家政策带来的教育机会中受益的“婴儿潮一代”——要求进行有意义的改革，结束宗派歧视。后来出现的旨在推动这些变革的运动借用了美国民权运动的许多措辞（“一人一票”等口号适用于北爱尔兰选举制度的某些方面）。

但是， 北爱尔兰民权协会（ NICRA）组织的抗议活动遭到了新教忠诚派的敌视与暴力回应， 更令人不安的是， 新教徒占绝大多数的警察部队——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部队（RUC）——的成员也反应激烈。1968年10月5日，在德里举行的一次游行中，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部队警员殴打手无寸铁的民权抗议者的镜头在爱尔兰广播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公愤， 而这些抗议者主要是天主教徒。1969年8月，形势开始超出詹姆斯·奇切斯特－ 克拉克（James Chichester-Clark）的联合主义政府的控制，新教忠诚派开始有组织地攻击贝尔法斯特和德里的天主教社区。

北方爆发的大范围动乱在南方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了公众对陷入困境的北方民族主义者的极大同情。这种情绪随时可能以激进的形式爆发。此时，杰克·林奇（Jack Lynch）已经接替勒马斯成为共和党领袖和爱尔兰总理， 他曾是科克郡的一名爱尔兰式曲棍球和足球明星。他罢免了自己的两名部长——查尔斯·豪伊和尼尔·布莱尼（Neil Blaney）， 因为他们涉嫌为贝尔法斯特的民族主义者走私枪支。1969年， 北方的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受到新教忠诚派和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部队的攻击，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希望南方的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支持。北爱尔兰日益严重的骚乱导致不列颠从1969 年中开始向北爱尔兰派驻军队。然而，在斯托蒙特政府的命令和领导下，不列颠军队很快就通过严厉的单边措施站在了天主教徒舆论的反面。其中有两件事格外引人注目：在1970 年7 月福尔斯宵禁期间，不列颠军队在贝尔法斯特的民族主义者地区蛮横搜查武器装备，并遭到袭击；1971 年8 月，不列颠军队开展了专门针对天主教社区的拘捕行动。这些措施成为反映不列颠军队日趋敌视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的里程碑式事件， 同时也为爱尔兰共和军的复兴创造了更大的动力。

20世纪6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主要专注于煽动民众的反抗情绪，而不再致力于武装斗争。但在60年代后期，都柏林政府已经开始视其为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在贝尔法斯特，爱尔兰共和军一直声称，保护民族主义社区不受新教攻击是其历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它有机会将这一承诺付诸实践了。从1966年起， 新教准军事部队开始死灰复燃，当时一个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阿尔斯特志愿军”为名的准军事组织的成员对天主教徒进行了多次宗派主义屠杀。在这一背景下，爱尔兰共和军也重新焕发了活力，并被组织起来保护遭受攻击的天主教地区。与此同时，爱尔兰共和军也分裂成相互对立的派别：更政治化的“正统派”爱尔兰共和军（“Official”IRA）， 它被广泛地（同时也是正确地）视为更左翼的派别；以及更激进和（有争议地）保守的“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IRA）。共和军的基本观点很简单。在被迫拿起武器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社区之后，他们认为，不列颠继续统治北爱尔兰是他们处于危险境地的首要原因。解决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不列颠撤军和爱尔兰统一，这是两个派系的共同奋斗目标。

北爱尔兰问题在1972年达到高潮，当时不列颠伞兵在德里杀害了13名手无寸铁的民权游行者， 这一事件被称为“流血星期日”，引发了强烈的民意反弹，使得人们对“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产生了极大同情。“正统派”爱尔兰共和军随后报复性袭击了驻扎在英格兰奥尔德肖特（Aldershot）的伞兵军营， 造成了一些平民工人的死亡。

北爱尔兰冲突爆发的最初几年是最为动荡的。截至1999年，在冲突中丧生的3636名受害者中有一半（1876人）是在1977年以前被杀害的。工人阶级居住地区首当其冲。不同地区的伤亡程度也有所不同， 有些地区——例如贝尔法斯特北部——出现了严重的伤亡。最糟糕的是1972年，有496人死于骚乱。除了被共和派准军事组织和不列颠国家军队杀害的人，1972—1976年阿尔斯特志愿军和阿尔斯特防卫协会（UDA）等日益活跃的新教忠诚派准军事组织的不断壮大也导致死亡率大幅上升。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准军事组织杀害了590人。“流血星期日”事件发生后，北爱尔兰议会被暂时关闭。很明显， 它的任何替代品都必须遵循不同的模式。

20世纪70年代无疑是一个戏剧性的10年，在这10年中，经济，工业，国内外的政治动荡，社会变革，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高，以及爱尔兰生活中关于宗教、平等和妇女地位的更加尖锐的辩论等，与北爱尔兰的持续冲突一起，深刻影响着共和国的公民自由和文化生活。1973年，爱尔兰终于成功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农业这个基本上需要接受它所能得到的任何价格的出口驱动型部门，爱尔兰加入共同市场为许多农民带来了喜人的收入增长， 尽管受益的主要为大农场主。此外， 爱尔兰也在政治上发生变化：1977 年， 共和党在林奇的领导下重掌政权，他在竞选纲领中制订了一个慷慨但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预算，对未来10年的财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1970年罢免查尔斯·豪伊之后，林奇与豪伊的关系一直很糟糕，但豪伊重新挽回了自己的政治命运，重返内阁。 

1996年，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发生的爆炸事件象征着第一次停火尝试的失败，但在1997 年，随着都柏林成立以伯蒂·埃亨（Bertie Ahern）为首的共和党政府，伦敦成立以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为首的工党政府， 这些都再次为谈判打开大门，并最终促成了《贝尔法斯特协议》（也就是俗称的1998 年《耶稣受难节协议》）的权力分享。

讽刺的是，尽管准军事组织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但在和平进程中，民众宗派主义运动经常发生。20 世纪90年代中期的德拉姆克里对峙事件（Drumcree standoff）便是最著名的案例。事情的起因是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部队拒绝橙带党的游行队伍通过阿马郡波塔当的一片天主教地区。这一事件被视为新教徒的权利和自由遭到侵蚀的象征，直接将议员戴维·特林布尔（David Trimble）推上阿尔斯特统一党的领袖位置。反对声却认为，这些所谓权利只不过是激进宗派主义的借口。虽然德拉姆克里的抗议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销声匿迹， 但准军事组织之间战争的结束打开了宗派主义的潘多拉魔盒。宗派主义长期深刻影响着北爱尔兰人的公共生活，不过一直被观察者们忽略，他们的注意力通常被准军事组织更加引人注目的活动所吸引。和平协议签订后不久，即1998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共和军一个支系组织在蒂龙郡奥马市的集镇策划了一次最致命的袭击，引爆的汽车炸弹造成29位平民死亡。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脆弱性显露无遗。

1998年之后， 北爱尔兰开启了释囚和非军事化进程。关于处置武器装备（这被视为善意的举措）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05年爱尔兰共和军的最终解散， 后者的解散过程得到了中立的第三方的监督和确认。《贝尔法斯特协议》在2005年得以重新修订，恢复了权力分享原则， 但得以分享权力的， 是对原协议持尖锐批评态度并因此成为联合派事实上领袖的伊恩·佩斯利， 以及承认了自己爱尔兰共和军前指挥官身份的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讽刺的是， 此时不得不分享权力的政党——新芬党和民主统一党——都是曾经被视为极端分子的组织， 而传统上受到都柏林和伦敦关注的较为温和的政党——阿尔斯特统一党和社会民主工党——已明显被边缘化了。虽然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依旧存在， 冲突的根源也仍然存在于严重分裂的北爱尔兰社会之中，但是人们已经不愿意再回到之前的暴力时代。人们的普遍共识是，不完美的和平总比没有好。

20 世纪80 年代的爱尔兰共和国是一个陷入经济衰退的国家， 背负着沉重的国家债务，并再次遭受到大规模向外移民带来的打击：仅 1988年就有超过6.1万人离开爱尔兰， 其中三分之二的人移民到联合王国。然而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爱尔兰已经成为欧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这一变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87年， 豪伊领导下的新一届共和党政府在反对党爱尔兰统一党的支持下实施了经济复苏战略。随着后来被称为“凯尔特之虎（CelticTiger）的经济繁荣的到来， 这种策略的成效在20世纪90年代初显现出来。外资，尤其是美国资本（受冷战后美国繁荣经济的影响）的注入， 以及欧盟旨在改善爱尔兰基础设施的结构性融资，为爱尔兰的繁荣经济奠定了基础。

在爱尔兰这样一个忠于欧盟且使用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国家，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语劳动力大军的存在对投资者而言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20世纪90年代，作为衡量爱尔兰经济表现的传统试金石，向外移民情况实现了逆转；爱尔兰开始接收移民，尤其是2004年欧盟开始向东欧扩张之后。消费支出和年轻人口酒类产品消费的大幅增长是爱尔兰财富增长的两个明显标志。1961年，爱尔兰共和国的人口为2 818 341人，处于历史新低，但到2011年，人口已经上升至4 588 252人，2016年增长到4757976人（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都在2011年进行了人口普查，爱尔兰岛的总人口约为6 403 000人）。共和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移民潮产生了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期，年轻的爱尔兰人都倾向于留在爱尔兰，因为爱尔兰可以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他们也乐于在零售商店和酒吧消费。基础设施也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尽管过快的建设速度也有弊端： 21 世纪初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在2008 年后以惊人的方式摧毁了爱尔兰的经济“奇迹”。

90年代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爱尔兰的共识治理制度， 即所谓“社会伙伴关系”（socialpartnership）。20世纪50年代， 独立后的爱尔兰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治理体系——政府、公共服务和新闻媒体。60年代以后， 国家开始在经济和社会规划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干预作用。90年代出现的“社会伙伴关系”计划或许不像听起来的那么新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为了绘制一幅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及协商的经济发展蓝图，企业、工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合作已经相当常见。60—80年代以来的罢工和行业动荡一直是爱尔兰生活中令人费解的共同特征，但到了80年代末，工会开始担心经济的衰退和大规模移民潮的再次爆发可能会削弱他们在面对政府时的底气和地位。

“社会伙伴关系”计划对爱尔兰工会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维持行业和平能使国家在向潜在投资者展示爱尔兰共和国时告诉后者， 爱尔兰不存在行业斗争的威胁。这种管理方式在20世纪后期的国家发展计划中得到了延续， 但参与协商的利益攸关方有所增加。技术进步和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进程促进了爱尔兰经济和贸易的多元化发展；20世纪40年代， 向联合王国的出口占爱尔兰总出口的90%（其中30% 是活牛出口）， 而到了90年代， 联合王国只占爱尔兰总出口的30%。1998年，计算机和化工产品已经占爱尔兰出口的40%，这是鼓励外来投资的长期战略带来的发展结果。尽管如此， 爱尔兰是如何被塑造成一个金融服务监管宽松的市场的，仍是近代史上一个有待进一步挖掘的模糊篇章。

经济繁荣带来的文化影响体现在爱尔兰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基础设施、住房、艺术产出、社会生活、体育运动、旅行，而且从主观层面上看，还体现在人民的雄心和抱负上，他们见证了爱尔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机遇。然而，这种繁荣也凸显了爱尔兰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 针对天主教会成员的腐败及性虐待的调查和揭露层出不穷。这些都是爱尔兰近代史中不光彩的一面。2008年，廉价信贷和银行不计后果地大量放贷造成房地产泡沫破裂，爱尔兰经济繁荣走向终结，这些对爱尔兰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爱银行（Anglo-IrishBank，现已被清算） 等机构的破坏性金融行为导致布赖恩·考恩（BrianCowen）领导下的共和党政府不得不为爱尔兰银行业的资产提供担保，这一争议性的举措给爱尔兰政府留下了可能持续多年的巨大金融负担。2008年的经济衰退导致政府预算连续紧缩，以至于2010年爱尔兰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

自1922年以来，共和党的执政时间比其他任何政党都长，但在2011年的选举中，该党被爱尔兰统一党和工党组成的政党联盟击败，元气大伤。如果说2011年的共和党是因为政策失误造成经济萧条，遭到了爱尔兰选民的惩罚，那么2016年的统一党和工党可以说是步了共和党的后尘，失败的政策导致统一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工党也元气大伤，共和党则开始缓慢复苏。从这两场大选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两种现象：第一，小党派和独立的无党派候选人（通常针对地方问题展开竞选）的崛起；第二， 新芬党在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获得了新的地位，成了重要的政治力量。2011—2016 年，爱尔兰的政治体系似乎出现了分化和左的倾向，不过这对爱尔兰传统政党体系的全面影响仍有待观察。

2011 年的选举结果其实是21 世纪第二个10 年即将到来之际爱尔兰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反映。这里或许有必要对一个再也无法获得选票的消亡政党做一次简短的评述。如今已不复存在的进步民主党（Progressive Democrats）是由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于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 因其主张融合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尤其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承诺而赢得了支持。作为执政联盟的成员，他们在经济繁荣时期成为共和党政府的固定成员， 并被普遍认为对共和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进步民主党在2007年遭到重创， 现已不复存在，但该党领导人之一玛丽·哈尼（Mary Harney）曾表示，她和她的同事所倡导的经济政策或许更接近美国， 而非爱尔兰的欧洲邻国。鉴于这一点以及爱尔兰与北美的重要历史联系，哈尼提出，爱尔兰与波士顿的联系更密切，而不是柏林。愤世嫉俗者可能会说，2008 年之前的爱尔兰离波士顿太近， 离柏林太远；2008年之后， 尤其是2010年接受救助之后，另一位愤世嫉俗者可能会说，爱尔兰在不同时期与两者都走得太近了，结果也不尽相同。历史学家可能会成为第三位愤世嫉俗者，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们可能会因为距上述时期过于接近而难以做出判断。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大只注册|大只500代理 » 大只500首页_从“欧洲乞丐”到“凯尔特之虎”：爱尔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