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致力于研究蚂蚁和其他群居性昆虫。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威尔逊以社会生物学尤其是蚂蚁研究著称。他的蚂蚁研究在社会生物学领域有着开创性意义。此外，威尔逊还是一位作家。他将蚂蚁研究写入《蚁丘》（Anthill）等小说。他的文笔之好在科学家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这本小说中，他写了蚁群如何扩张，占有资源，并走向崩溃，最终又在崩溃中重生。他显然是希望人类社会能从中获得启示。
蚂蚁的成功在于惊人的社会分工，除了蚁后，剩下的“大众”各有其职业，有的喂养幼蚁，有的修建道路，有的加入专业的军队，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交易市场。蚂蚁在这个地球上最早建立起超大规模社会，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后也就放弃了思考个体蚂蚁的智慧，转向思考“蚂蚁社会”。
那么，作为作家的威尔逊，其笔下的蚂蚁社会，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隐喻？蚂蚁社会和人类社会的相似程度，是否让两者有可比性？
研究文学理论的德国学者韦贝尔（Neils Werber）在《蚂蚁社会》中对此有一番反思性解读。他在昆虫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之间引证、跳跃，从这些学科中看“蚂蚁社会”这个隐喻的演变。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蚂蚁社会》。关于该书的介绍，还可见文末视频。标题为摘编者起，注释见原书。
《蚂蚁社会》，[德]尼尔斯·韦贝尔 著，王蕾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1年7月。
再也听不到鸟叫虫鸣。寥寥几只松鼠、田鼠和其他哺乳动物窜过这片荒废的土地。蝴蝶和其他传授花粉的动物濒临灭绝。
乍看上去让人惊讶的是，一个像威尔逊这样热爱蚂蚁的人写了一部小说，却在其中将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主要责任归给了蚂蚁。但其实正是这样：“这种灭绝的起因正是蚂蚁的数量爆炸。”恰恰是被认为是平衡的典型，并且超越昆虫学、为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平衡作出榜样的生物，破坏了诺克比（地名）生物圈的平衡，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变成了荒漠。
只要蚂蚁还在隐喻人类，威尔逊的超级蚁群就是在诉说我们的种群经由破坏环境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电影《蚂蚁雄兵》（The Naked Jungle 1954）剧照。
超级蚁群形成的昆虫学原因是一种遗传缺陷，一种具有“显著社会性后果”的突变。这一超级蚁群中的蚂蚁对于“蚁群气味”不敏感，这种气味的作用是让即使是同种类的蚂蚁也可以相互区分，如果它们来自不同的蚁穴的话。这种气味通常是由女王发出的，通过交哺行为在蚁穴的所有成员间传播。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个蚁穴的“国籍”标志。没有了这种嗅觉上的敌我辨识装置，这些蚁群就放弃了它们的政治主权，在一个更大的、几乎超国家的统一范围内开展合作。超级蚁群最终会由成百上千的超有机体和蚁后组成。
数百万工蚁和上千蚁后组成的无与伦比、不可估量的国家。这些蚂蚁无须保卫领地，不用再举行比武，在广阔的地域上不用再为食物展开竞争，这样，超级蚁群就用无数互相联合的蚁穴占领了整个可居住地区。
无须为了和相邻的同种蚁群争夺资源或在边境战争中浪费时间和精力，这种超级蚁群就可以毫无节制地扩大。而没有了气味作为国家公民的区分标准，蚁群中就可以有多个蚁后，它们共同为生育后代而努力。繁殖不是通过有风险的婚飞（指蚂蚁等昆虫在离开母巢、组成新的群体时所进行的交配行为），婚飞会让大多数的雌蚁（以及所有的雄蚁）死亡，而是在自己的巢穴里“与她们在蚁穴表层遇到的任意雄蚁交配，这些雄蚁也可能是她们自己的兄弟或表亲”。这种超级蚁群的繁殖能力极强，它们极高的居民密度可以让它们战胜任何竞争对手。
纪录片《蚂蚁星球》（Planet Ant: Life Inside the Colony 2013）画面中的“婚飞”。
其他种类的蚂蚁没有任何机会，因为它们各自的国家（每个国家中只有一只蚁后）不会合作。“超级蚁群中的战士们（myrmidons）像一大群蒙古人一样袭击敌对蚁群。”本地的蚂蚁种群几乎完全被扑灭。超级蚁群的百万大军不仅征服、占领它们的生存空间，还将它们收割完毕，将它们吞食一空。“生存空间的质量直线下降。”诺克比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超有机体的进化优势翻转成了劣势。“最终到了这一地步，每一平方米的地面上有了太多的蚂蚁，超过了诺克比湖岸的承载能力。”迅速增多的蚂蚁吃不饱了。
叙事者将这种人口和后勤问题与人类世界的乡村风景向大都市周边地区的转变等同起来。
曾经在广阔的土地上分散着独立蚁穴的地方，如今是一座基本上绵延不绝的蚂蚁城市。消除超级蚁群的饥饿难题原则上与解决人口过剩的人类城市的供给难题是一样的。
虽然超级蚁群成为了诺克比的主宰，但其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缺失导致了整个生态系统被破坏，从而使其自身的生存条件遭到破坏，因为说到底，一个系统不是在虚无中发展的，而是始终在一个其自身也参与其中的环境里演变的。
创造出了超级蚁群史无前例大成功的遗传缺陷，从长期来看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灾难”。超级蚁群所攫取的超出了环境所再生的能力，一旦这个帝国的大军再也找不到新的食物来源领地，它们就会灭绝。“它欠大自然的债务是它们通过过度消耗能源和物质所累积的。”
而增长又加大了这个债务，使得它永远无法被偿还。它跨过了极限点（point of no return）。蚁群组成的蚁群注定了要灭亡。在它成为“蚂蚁帝国”之前，就已经破坏了诺克比的公地。这让威尔逊想起我们的社会以及对环境的剥削。“超级蚁群在走钢丝时坠亡。在这一根本点上，它与位于其上方及周围的庞大的人类蚁丘是很相似的。”
威尔逊并非优秀的作者。小说情节发展很不连贯，没有表现资源匮乏导致蚂蚁数量的过度减少从而达到自然的再平衡，而是用毒气攻击解决了这个超级蚁群。在这个变异的种群成为爱在绿地上野餐的南方人的负担之后，一家灭虫公司消灭了它们。“在几分钟之内它们就全都死光了。”
为了评价这一在情节发展中毫无征兆的措施，我们必须知道，作者自己对于这种毒气应用很有经验。因为在威尔逊的实地研究中，就包含用毒气对一个岛上的动物群整体灭绝的“实验”（defaunation），以观察物种在其环境中再生并达到新的“平衡”。在划定范围的隔离区域内消灭所有的动物生命属于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实践之一。诺克比必须喷毒气，因为威尔逊为了使动植物从周边地区再生，需要一块完全的白板。
在古老帝国的边缘，一个土生土长的蚁群，过着悲惨的生活。超级蚁群的觅食大军逼近它们的时候，仍然只有几百只蚂蚁吃得饱。但它们居住在毒气的死亡地带之外，在超级蚁群灭绝后的一年，它们的几个侦察兵来到了荒芜之地，这片土地被威尔逊本人比喻为一个荒岛。“这些林地蚂蚁的表现就像登陆了一座荒岛的人类征服者。”
这片假定的荒地并不是殖民者自许的，而是以毒气行动为前提，以岛上的“动物灭绝”为前提，同样以相应的美国历史中的原住民与西班牙、墨西哥、法国以及英国竞争者的战争为前提。“我们的土地就是战争。”塞勒斯舅舅对外甥拉夫解释道。
这是针对过快的、生态不平衡的增长警告之后的第二课，它出自《蚁丘编年史》：权力总是基于对竞争对手的排斥。“我们跟墨西哥人打仗，让这个国家的领土面积翻了一倍。”塞勒斯解释了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超级蚁群的例子展示出这种战略的风险。帝国的成功摧毁了自己的根基。不能变得太大，但多大是大呢？
氰化物的使用终结了超级蚁群的危险扩张。小小的林地蚁穴得到了毒气的保护，它那为数不多的工蚁在其觅食之路上再碰不上任何敌手。没有了已经灭绝了的邻居的竞争，蚁群吃得更饱了，它扩大了。它同样投入了“防御性和生产性劳动之间正确的平衡”，在“超级蚁群灾难”的一年之后，它不再只有几百只，而是有一万只蚂蚁，其中五百只兵蚁“时刻准备着”。蚁群发现自身位于“一块未经开发的蚂蚁大陆的边缘，这是神降下的超级蚁群的毁灭所遗留下来的”。
应当感谢蚂蚁的神。谁要是在这里想不到边疆（frontier）和神的国家（god’s own country），叙事者会特意提醒他的。面对敞开了大门的神的国家，蚁群繁荣起来了。“在这一美好的阶段里，林地蚁群也感受到了它们繁荣的代价是什么。不久之后，它们在原先的巢穴里就非常拥挤了。”跟导致超级蚁群走向灭亡的问题是一样的，蚁群是一个没有空间的民族。它们的收获地不够了。蚁穴爆满。不过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蚁群决定迁徙。
与此同时，家中的住房问题继续尖锐化。林地蚁群如今在严肃地寻找另一块家园。蚁群成员留下并追踪一些通往更理想地点的痕迹。而因为它们留下痕迹的不同密集度，它们就为所建议的地点投了票。一些备选地只得到很少的票数，另一些则根本没有。
最终，侦察兵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一个特别适合的地点，几乎是在原先路口蚁群的巢穴的正中”，这里当然是无蚁居住的，因为它位于死亡地带。侦察兵回到蚁群中，全力争取同意。“紧急传递的消息意为：跟我来!跟我来!投票结果清晰地指向最近选择的优先位置。……很快蚂蚁的选民们就作了决定。共同智慧认为这就是正确的地点!”这一描述与《蚂蚁的移动是为了改善：每当细胸蚁蚁群找到更好的巢穴地址时就迁徙》这篇研究论文非常一致。不过这里又多了些昆虫学文章中迄今为止不曾出现过的内容。
在从初期很具攻击性的招募行为到建筑巢穴的整个迁徙过程中，那些精英工蚁们作出了引导性的贡献。如果一只领导者开始挖掘一条通道，在周围的其他蚂蚁就来帮助它进一步推进，或者自己开始挖掘其他通道。精英找到了追随者，而劳动又创造了更多平等的劳动，直到目标达成。蚁群需要精英来引领活动的变化，并使蚁穴内的其他同伴保持步调一致。
虽然帕累托提到过群众中精英与大众的区分，但西利、多恩豪斯、霍尔多布勒或者威尔逊自己都没有谈到过这一点。恰恰相反，“劳动者并非参赛者”，威尔逊确信，它们并不参与这一“进化的竞赛”；群体才是参赛者，而单个的劳动者只是单纯的行动者。按照这种描述，并不会出现领导、激励、采取主动性的精英。
威尔逊同样成为了昆虫学—社会学通道及其显著性的受害者。在他的小说中，他并不单纯地满足于将蚂蚁和蜜蜂的实验转移到巢址选择的叙事中，也不满足于接受西利所使用的选举政治学词汇，而是补充了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在昆虫学的社会学遗产中蛰伏已久：精英是存在的。而只要领导的精英存在，就也存在等着被领导的大众，204以及拒绝被领导的闲人：“懒人对于整个蚁群来说都是一个问题。虽然蚁群有领导它们的精英，但也有逃避劳动者，它们一直需要强劲的鼓舞。”
在小说中，这些懒人和逃避劳动者作为白色垃圾（white trash）再次出现，事实上在诗性的公平中得到了“足够强的鼓舞”，要么改变自己，要么死去。但是林地蚁群却一切顺利，精英领导，大众跟随。昆虫学的超有机体和集体智慧被小说形象化为精英与大众的统一。
如此，威尔逊找到了一个良好社会的典型形象。蚁群在新的巢穴中繁衍、扩展、战胜天敌。“它们赢得了达尔文式的竞争。”与超级蚁群不同的是，它们的这场竞争并不是以牺牲其他物种为代价赢来的。
蚂蚁——以及和它们一起的整个生物圈——找回了某种帕累托稳态。在帕累托那里，这也是由精英带领完成的。威尔逊为此奖励了它们。“诺克比如今就在那里，并将永远存在下去，它是活的，丝毫未受损，生机勃勃”，这样就为拉夫的可持续的独家未来发展计划保留了可能性。
既然它们挺过了毒气攻击，它们就不必再害怕混凝土浇筑所造成的灭绝了。这片地区没有被破坏，没有变成建造供中产阶级居住的高层住宅的市郊，而是建了数量较少但价格高昂的别墅。大部分区域变成了一个自然保护公园。这些地产的富裕买家知道要保护它。上层阶级拯救自然。
“有钱人总归买得起房子，但中产者就未必了”，拉夫解释了这个计划，即为什么只建造少量“高品质住宅”，以价格提升环境质量，而不是用廉价住宅覆盖诺克比，是有意义的。房地产商也有可能像超级蚁群（迅速增长，迅速消亡）或林地蚁群（稳定地、持续地增长）一样行动，至少当他们有了精英的时候就会这样。
“我们可以从现代的昆虫社会中学到许多。”霍尔多布勒和威尔逊在他们关于超有机体的著作的前言中写道。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学说想要说的一切了，从可持续发展到决策过程再到领导问题。
但是从昆虫学家的角度来看最重要和最普遍的教训，最终仍是对社会系统及其环境之间动态的相互影响的进化论观察：“在蚂蚁和其他昆虫那里，我们……能够观察到高度发达的社会秩序与创造和塑造了它们的自然选择的力量之间的关系。”读者还会再次被提醒，在它们和我们之间当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强调区别，一直是昆虫学以及在韦伯和卢曼那里可以看到的社会学的老生常谈。尽管有这些远离的姿态：其间的相似性仍旧产生了比区别更强大的魅力。笔者已经说过这些是什么了：沟通、媒介、自组织、劳动分工。其中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学的接受，它在社会性昆虫的昆虫学理论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在将来使社会与沟通和社会媒介相联系，而不是与个人和意图相关。
也是在相似性的基础之上，蚂蚁社会在社会自描述的市场上提供了建议。昆虫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多重一致性，使得可以将我们的社会以昆虫社会的形象进行描述——并从中（为我们）得出结论。但是，这种政治隐喻学的所到之处却并非只有科学的沟通，还有社会性昆虫被大众媒介传播的流行语义。从电影到畅销书的大众媒介中我们可以看到，将蚂蚁社会和人类社会等同起来，开创了多少可能性。而流行的语义也就由核心的主角们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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