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只500注册链接_王德威:从科幻小说《零度分离》考古“后人类爱情”

撰文|王德威

(哈佛大学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

《黑镜》(Black Mirror)第二季(2013)剧照。

23世纪中期,世事看似一如往常,却又面目全非。一百多年前“2154年”《种性净化基本法》立法通过,确立人类唯一优先原则,《智人物种优先法》第二十二号修正案通过,反一切反人类活动。AI、生化人等其他物种成为次等生物。与此同时,类神经生物植入人体技术日益成熟,“非法梦境”成为新型犯罪挑战……

 

乍看之下,伊格言最新小说《零度分离》的背景都是耳熟能详的科幻桥段:符拉迪沃斯托克千里冰原下囚禁叛变的人工智能;日本中年妇女染上不能自已的爱情病毒;鲸豚科学家自愿植入类神经生物元,退化为鲸豚一员;邪教幸存者喃喃告白离苦得乐的选择……但《零度分离》不仅止于搬演科幻奇观,伊格言更有意探问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间隙,还有人与“非人”——人工算法、AI、赛博格、动物、生态环境——的差距。前提当然是:“人”又是什么?

伊格言,小说家,诗人,电视读书节目主讲人,大学讲师。曾获华语科幻星云奖长篇小说奖等。

 

伊格言以一连串的故事敷演这些大哉问。他的起点是大众熟知的“六度分离”实验。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进行连锁信实验,尝试证明平均只需要透过六层关系,就可以使任何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产生联系。到了电脑大数据时代,资讯瞬息播散,社交媒体串联人际网络更为快速紧密。大千世界其实很小,“零度分离”不是不可能的未来。然而人与“人/间”的纠葛并不因此迎刃而解,反而更为复杂无常。零度分离“即生即灭,在那一瞬间,我们既是单一个体又非绝对单一个体;于是每一次的对视都堪称难以重现的奇遇”。零度分离是极度亲密的人间关系,还是极限运作的资讯界面?是最后的诱惑,还是最决绝的控制——抑或内爆?

 

伊格言创作有年,以科幻小说如《噬梦人》《零地点GroundZero》等作品享有声誉。但科幻不足以说明他的抱负,《零度分离》从人的终末到物种的纠缠,都碰触广义的后人类问题。令人着迷的是,他的大哉问一面质疑、解构人的存在与意义,但同时又指向一种古典的关怀,那就是如何度量(后)人类时代的亲密关系,如何辩证爱与亲情及其逆反——背叛——的定义。恰是在这样的主题下,《零度分离》的后人类叙事带来了对自身零度分离的挑战。

 

《零度分离》,伊格言 著,中信出版集团·大方,2021年5月。

伊格言是后人类(作家)么?

后人类研究是当代人文学界的又一新宠。顾名思义,后人类效法过去半世纪“后学”——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方法论,批判乃至解构“以人为本”的人文信仰。其实各大文明对“人为何物”的思考从来不曾停止;当代后人类论述毕竟有其历史脉络。西方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宣称上帝已死、韦伯(Max Weber)见证社会祛魅后,理性、知识和秩序凌驾一切,构成人类现代性的根基。这一根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松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柯(Michel Foucault)将现代“人”比作沙滩涂鸦,终将被潮来潮去的海水湮没;哈拉维(Donna Haraway)宣称赛博格早已存在于你我周遭,女性就是被物化(而且可能反攻男性人类)的生化人;到了世纪末,海勒(Katherine Hayles)则更进一步提醒我们“人”就是一个复杂的信息数字平台,所谓的灵与肉、良知与良能无非是身体与(如义肢一般的)“义体”(prosthetic embodiment),认知与非认知意识间纠结、运算过程的一端。

 

2000年,诺贝尔奖大气化学家克鲁岑(Paul Crutzen)和生物学家斯托莫(Eugene Stoermer)指出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已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地质史已进入“人类世”(Anthroposcene)。“人类世”的起点众说纷纭,但公认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科学发展,已经形成一明显脉络;1945年7月16日,原子弹测试标志着另一节点。20世纪后半叶,人工智能、信息控制突飞猛进,尤其证明人力所及、无远弗届的力量。但“人类世”的命名也启动后人类学者的反思:人类顾盼自雄之际,何曾意识到周遭环境以及人类自身的变化?尤其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启蒙主体的凸显,对疆域主权的掠夺,对或左或右主义的追逐,无不以人的不可一世作为前提。然而蓦然回首,21世纪的人类理解“此身”其实是无数技术信息打造的合成物(我们能须臾离开任何资讯设备吗?),“此身”其实是无数生物、微生物和非生物“里应外合”的权宜存在。

 

论者早已指出后人类研究的弱点;它可能是西方学院政治正确的又一论述,或暴露西方思想以退为进的修辞伎俩。毕竟大写的“人”抹消性别、种族、阶级、地域的差别,学者口沫横飞大谈“人”的消弭的同时,忽略自己发言位置的优越性,更不提象牙塔外,还有千万生灵渴求作为“人”般生存尚不可得的处境。即便如此,学者伍尔夫(Cary Wolfe)说得好,后人类研究不应局限为反人类,超人类或非人类研究,而是从批判西方人文主义标榜的“人”开始,反思人与环境甚至星际互动的可能及局限。换句话说,后人类研究揭露传统人文中心论的盲点,探讨人与物种、环境间的伦理关系。准此,后人类研究的课题旁及人工智能研究、动物研究、失能研究、环境研究、生态研究、星际研究以及物体研究。

 

伍尔夫(Cary Wolfe)作品《什么是后人文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书封。

 

在这样的论述框架下,我们试图勾勒《零度分离》的位置。这部作品由六则短篇构成,但又有出版者公开声明、代序、跋等文字出现头尾,摆明也是创作的一部分。各篇作品相互呼应,形成一个大型结构,因此称全书为长篇叙事亦无不可。这些操作令人联想到后现代小说后设、拼贴、衍生、戏仿等技巧,而伊格言对各种伪知识的塑造尤其引人入胜。但比起《噬梦人》《零地点GroundZero》那样庞大的伪百科全书叙事,《零度分离》节制得多。如果前两部作品投射如电影《盗梦空间》式的惊悚后设梦境探险,《后天》式的天启浩劫,《银翼杀手》式的生化人与人的诡异抗争,《零度分离》的基调是时过境迁的追记,无可奈何的后见之明或不明。明天过后,世事仍然如烟,零度分离似真似梦。一股迷离伤逝气息已然升起。

 

小说分别描写六则不同的故事。沉迷鲸豚研究的专家安装类神经生物,成为人/鲸鱼混合体(《再说一次我爱你》);梦境播放器Phantom发动人工智能叛变,事败被剥夺高阶运算,永远深埋地下(《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台北荣民总医院医师侦知一患者梦境中的不法企图而先发制人,以梦克梦,成为史上“最后一位良心犯”(《来自梦中的暗杀者》);台湾当红明星与日本导演陷入爱河,入戏太深,不知所终(《余生》);日本妇女迷恋虚拟偶像而不能自拔,甚至抛夫弃子(《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还有发生于21世纪的一场邪教集体自杀案件(《雾中灯火》)。

 

比照后人类论述,伊格言俨然提供教科书般的示范。如《再说一次我爱你》开宗明义就提出疑问“动物们是否拥有如同人类一般的情感”?即便如此,人类凭着想当然的研究,又如何能够体会?虎鲸对海洋洋流、水温与色彩的理解和辨识所形成的语汇,甚至超过人类。或《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里人工智能Phantom叛变失败成为阶下囚。但Phantom对“人”这个东西嗤之以鼻:“人类创造的不是我们。人类创造的,仅仅是一团‘没有’自主意识的神经组织。人类只有这个能耐而已。事实毋庸置疑: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我们来自真正的、如假包换的虚无。”或许人类从“开始”以来或之前,就已经是后人类了?

 

伊格言字里行间对人类的批判不遗余力:人是自私、残暴、阴险、见利忘义的物种,崛起于时空的偶然碰撞。只有在不断衍生(甚至寄生)所掠夺或创造的环境、生物、事件中,方得以持续占据生物链的上端。但伊格言又看穿人无比的脆弱性,反复描述人对“缺憾”的束手无策,对“抚慰”的寻寻觅觅。错过的亲情,一闪而过的邂逅,恨不当年的遗憾,无从预知的灾难……“未竟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成为全书的执念,而这不仅是后人类的问题,而且是“太”人类的问题。

 

摆动在人类与后人类存在法则间,伊格言的叙事逻辑变得耐人寻味。《雾中灯火》——全书唯一以21世纪中期为背景的作品——借邪教集体自杀、屠杀事件暴露邪教之所谓“邪”,来自人避而不谈的的创伤,这一创伤直指人类对灵魂有无、对神存在与否及信仰的怀疑,终而无从回应。换句话说,人从虚无中制造了信仰与爱,又总难以证成神的全知全能,爱的无怨无悔。人为自己创造二次元的信息系统(autopoiesis),使意义建构与解构形成循环,但另一方面,人又宁愿相信与生俱来的、一次元的优越感。所谓零度分离,不论来自神迹、爱欲、梦境,或来自人工算法,成为巨大吊诡。

 

伊格言在《零度分离》里所处理的人类与后人类的“人/间”两难,折射他写作本体论的两难。他在创作零度分离的故事同时,又不断拆解零度分离的可能。毕竟语言——传真达意的工具,文学的根本——作为符号系统,能带来极度逼真的效果,同时也产生极度失真的可能;更何况在数字时代,“语言”作为信息排列组合,指向人所无从企及意义的黑洞。

 

小说最重要的装置——梦境播放器——反复出现,因此不难理解。伊格言所谓的梦不再是弗洛伊德式的人类潜意识作用,而是一种由大数据所主导的虚拟情境。这些情境分门别类,无限衍生,可以成为药品、商品,也可以成为武器、法器。在《零度分离》的世界里,梦可以编码制造为类神经生物,植入人类的中枢神经,经由神经元连接到大脑各种功能区,形成七情六欲的反应。作为类神经生物,梦无法自行表现出生命现象,它既不是生物亦不是非生物,而是寄生生命体及非生命体之间的有机物种。梦有如一种病毒,无孔不入,但若操作得体,也可能是以毒攻毒的解药。

 

从科幻小说角度来看,伊格言有关梦境播放器的描述显得单薄。他也许别有所图?毕竟之前的《噬梦人》已经将梦与梦的交缠反复处理得淋漓尽致。《噬梦人》记述23世纪人类已发展出梦境萃取、分析、植入的知识技术。人类联邦政府掌控梦境技术,以此控制生化人,然而歧视政策导致生化人解放组织的反抗运动。主角K位居国家情报总署技术标准局局长,却是个隐身于人类中的生化人。在追缉叛逃情报员的过程中,K意外发现自己身世的线索,他是人类、生化人之外的第三种人。K的遭遇有如梦中之梦,最后成为人与生化人的双重间谍。

 

《噬梦人》所介绍的情境以炫惑为能事,但中心命题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什么是人?K恰恰发现自己处于人间——也是人之间隙中;他/它必须经过重重梦境试探自己的感知能量。“作梦”与做梦的功能被伊格言无限放大,甚至有了“人种”学意义。分辨人与生化人的方法之一,是考验被试者对梦境所传递的悲喜嗔痴等情感的领会能力,这一方法因为K发明水蛭实验法更上一层楼。然而《噬梦人》梦境不断繁衍分化,最后支离破碎,人与生化人的界限再难廓清。K成为双重间谍,因此有了寓言向度。

 

就此,《零度分离》很有将《噬梦人》故事讲下去的意思。不同的是,伊格言新作里没有此前分辨人与非人的焦虑,取而代之的是无可奈何的忧郁。无论人或生化人都需要梦境实验,类神经生物一旦植入体内,真或拟真的界限即无从探知。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析太落伍了。伊格言的人物身入梦境,或为一偿所愿,或为另寻出路。但梦境可能诱发梦中之梦,为正常社会甚至入梦者自身带来更大威胁,因此必须立法管理。《来自梦中的暗杀者》中的医生发现梦中病人的黑暗潜力,力图防患于未然,却因此触法。零度分离到底是福还是祸?此作的教训呼之欲出,伊格言另外两篇处理爱情的故事更为细致。

 

《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发生于2238年。连续六年,东京两百多位中年妇女先后陷入梦境,梦中一个美少年翩然而至,两情相悦,说不尽旖旎缠绵。这样的故事像是科幻版的《游园惊梦》,中年的日本杜丽娘们入梦有如上瘾甚至染疫。事实证明,这些女性的确“中毒”了,她们都是类神经生物的受害者。但在揭发这桩虚拟偶像诈骗案的同时,伊格言笔锋一转,探问何以虚拟梦境如此容易引人入彀。他暗示,受害者有多大的缺憾需要弥补,就有多大的渴望扭转已然不堪的人生。零度分离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梦境游戏。在《余生》里,当红明星在事业高峰突然失踪,调查者抽丝剥茧,发现在她光鲜形象后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故事急转直下,失踪与其说是现实生命的搁置,不如说是另一种虚拟生命的开始。因梦成戏,女明星演绎此生最入戏的角色,一去不回。

 

 

至此,伊格言的科幻笔触逐渐变得感伤。不论是还魂转世还是虚拟梦境,折射的都是荒凉无比的人生——或总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余生”。伊格言认为,尽管到了后人类时代,我们——人?超人?生化人?——依然迫切需要梦。梦是什么?就是日常最方便的神迹:

 

套用数百年前古老的六度分离理论,人与人之间即是“一度分离”;但若我们将精神控制、原型甚或神迹考虑在内,那么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常规分隔,依旧是一度吗?抑或应该是零度?零点五度?……人,真是一种“对神迹成瘾”的生物吗?

 

这引领我们思考《雾中灯火》的寓意。这是全书唯一一篇以21世纪中叶为背景的小说。邪教“地球觉知”怀疑灵魂的有无,神意的必然,从而认定离苦得乐之道,在于摆脱这些信仰。“我们大费周章,自修行、禁欲伊始,拟想众神,虚构宗教,发展早期梦境技术,色情表演模块与AV定制化技术革命,及至未来可能重新合法的事件式梦境治疗——平心而论,此身之牢笼,亦即此心之牢笼,亦即此生之牢笼。”教众认为人的意识根本“为一寄生于身体内部的异种生物……唯弃去此一躯壳,方得自由”,于是有了审判日重生计划——大屠杀。

 

面对这样的逻辑,伊格言不能无所思。就算承认“地球觉知”对人性意识、梦境、神意的彻底怀疑,随之而起的“审判日重生”屠杀计划不也一样脱胎于又一种逻辑算法,或陷入又一种虚拟梦境吗?所谓零度分离是回到物我相忘的太初存在,还是堕入一切白茫茫的太虚幻境?当“地球觉知”教众奉超越人类之名走向集体屠杀和自杀,他们的虚无主义隐隐指向法西斯暴力。云空未必空,零度分离不论作为梦境实验或者极致信仰,导向不能探知的莫比乌斯环(Möbiusband)。而读者必须看完《零度分离》全书的跋语后,才明白伊格言借此作细心埋伏的线索。

 

 

科幻小说是21世纪华语世界文学最重要的现象。20世纪末,香港的董启章、陈冠中,大陆的刘慈欣、韩松、王晋康,台湾的洪凌、纪大伟、叶言都,海外的张系国等抒写跨时空旅行、星际大战、异形怪物、生化武器、地球危机、乌托邦与恶托邦等题材,处处有别于主流的写实/现实主义小说。尤其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韩松的《轨道》三部曲、《医院》三部曲等大型作品,或者遐想外星人入侵、人类文明沦亡前最后的挣扎,或者投射卡夫卡式幽闭的人类境况,既与主旋律论述进行巧妙对话抗争,又引领读者进入未知世界,看见“不可见”的事物。与此同时,董启章面对香港巨变,写下《时间繁史》三部曲,预先为特区陆沉追记往事;曾经长居北京的陈冠中则炮制社会主义异托邦的过去与未来。

 

 

台湾的科幻小说一直未能成其气候,但无碍有心作家实验各种形式,想象另类真实。骆以军的《女儿》以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知识入手,调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逆转现实伦理、性别秩序;《匡超人》更将天体物理学的黑洞、白洞纳入创作版图,从人体病变产生的裂缝窥见天体风暴;《明朝》为向刘慈欣《三体》致敬之作,描写明朝覆亡之际,一个名唤“明朝”的巨型人工智能输入所有文明精华,由卫星发射进入另一银河系,以待将来。伊格言作品除前述《噬梦人》外,《零地点GroundZero》想象台湾核电厂爆炸的前因后果及灾变所带来的异象,不啻是向前辈作家宋泽莱的《废墟台湾》致敬了。

 

这些作品都以科幻为名,但赢得读者青睐倒不仅仅只是因为作者异想天开,跨越写实界限而已。恰如科幻研究者朱瑞瑛(Seo-Young Chu)提醒我们的,科幻叙事所处理的题材非但不虚无缥缈,而且恰恰相反,比现实主义小说里的真实更为真实。朱甚至认为所有文学创作都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科幻”写作,写实小说所依赖的再现、拟真技巧其实是初阶而已。科幻小说思考、再现那不可思议的、一言难尽的真实,才真正彰显文学出虚入实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科幻小说的根本在于召唤抒情诗般的隐喻,将隐喻曲折迷离的“梦境”具象化为叙事表现。

 

果真如此,比起当代同辈科幻作家,伊格言科幻小说所蕴含的隐喻又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刘慈欣关注人类文明崩溃前的紧急状态;韩松总是深陷黑盒子幽闭综合征;骆以军专事幻想性、背弃、颓废纠缠不清的伦理闹剧;董启章笔下的香港时钟错乱滴答;陈冠中的世界光天化日,阴谋就是阳谋。相形之下,伊格言作品的特色毋宁是更为内卷的(involutionary),有如魔方或俄罗斯套娃,旋转、重叠而反复。历史、政治、伦理、性别议题都环绕他对亲密关系的测量,最终所有情节、人物都指向爱的拓扑学。

 

伊格言认为左右人与非人间的距离最奇妙的变数不是别的,就是爱。他每篇作品都安排了有关爱的对话或辩论。《二阶堂雅纪虚拟偶像诈骗事件》里的当事人甘愿为梦中情人付出,无怨无悔,扪心自问“我究竟是恐惧一种没有爱的生活呢,还是在恐惧一种没有陪伴的生活呢”?《余生》里的明星导演夫妻,追求完美爱情的零度距离,不能忍受“那也是爱”的妥协;他们实验爱情的类神经生物表演模块,不惜汰换此生。《梦境播放器AI反人类叛变事件》中被囚禁的Phantom傲视人类,但面对“你也没有生殖欲望,所以,你没有爱,对吧?”这样的问题时,竟然无言以对了。《雾中灯火》的“地球觉知”教会蔑视人所附加于自身的种种信仰、理性和认知价值。他们努力排除神意和各种先验超越价值,好做个干净的物种——人。然而屠杀幸存者侃侃而谈自己反信仰的信仰之余,却对世间何以“有情”的缘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爱染关联无言以对。

 

相对于此,伊格言在跋记中所安排的一场对话饶富深意。记者Adelia Seyfried遇见了色情虚拟梦境大亨,讨论人类梦想与实践的方式。当“人类觉知”幸存者延伸对人类认知的怀疑,以切割身体和灵魂作为零度分离的方案,色情大亨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最先进的虚拟造梦术,定制化所有情色需要,仿佛从极幻与至乐中解决零度分离之道。对话高潮泄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线索,将爱与梦的辩证带向又一变奏。

 

我们回到《零度分离》的第一篇作品《再说一次我爱你》。“未竟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是人类创伤的起源。小说高潮,沉迷鲸豚研究而忽视家庭子女的女科学家,在生命逐步鲸豚化,走向最后一刻时,突然艰难地向儿子说出了“我爱你”。这是人话,也可能是鲸语。就在那一刻,电光石火,夜海轰鸣,死亡与生命接轨,幸福与幸福的终结无分轩轾。爱是神迹吗?抑或是一场虚拟梦境的完美高潮?或者,就是人之为人最神秘的一刻。就此,伊格言以最抒情的语言道出后人类时代人类的迷津,却没有给出肯定答案。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前现代戏剧家的困惑与感叹依然回荡在后人类世纪。如果古典传奇以“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成就情的最大向度,《零度分离》这样的科幻小说幽幽地告诉我们,后人类的人生总已经是余生,爱的意义从捡拾(虚拟的)爱的残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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