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埃德蒙·费尔普斯等著，郝小楠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5月版。下文节选自书中的导论，原标题为《一个关于创新、繁荣和增长的理论》，有删节。

撰文｜埃德蒙·费尔普斯

摘编｜李永博

随着20世纪的到来，从1898年的维克塞尔和1911年的熊彼特，到20世纪20年代的庇古和拉姆塞，再到40—80年代的萨缪尔森和索洛，经济学家们已经跳出了19世纪由李嘉图创建并由瓦尔拉斯一般化的价格数量静态理论，走向了经济随时间不断发展的理论。发展路径包括经济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利润率和工资，以及生产率的增长。

几十年来，这一学术进展一直占据了经济学的中心位置。除了为之前业已存在的领域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它还为一些具体分析开辟了新的道路，比如家庭储蓄与劳动力供给、企业投资、汇率、资本积累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熊彼特1911年的著作，它突破了国家发展只是一种资本积累（投资和储蓄）的传统观点，发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作用。

然而，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未考虑现代经济的特征而受到批评。1921年，弗兰克·奈特发现做出投资决策的企业一般会面临“不确定性”，以及凯恩斯所说的“未知的”可能性。凯恩斯在1936年指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市场通常无法获得到达均衡路径所需的知识，所以经济可能会在萧条和繁荣之间摇摆。在这种情况下，他相信货币或财政政策可以将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虽然如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依然是增长以及工资和利润率方面的标准理论。

这一标准增长理论最致命的缺陷是未能认识到现代生活的核心，而奈特不确定性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标准理论的关键缺陷

在标准经济学中，真正的经济增长来自一个由完全或主要是外生的技术进步（使用索洛的术语）驱动的像机器一样的经济体，这种增长被定义为TFP的增长，TFP是由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权平均得到的。这种“进步”就是驱动力：尽管一些国家相对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水平的生产率，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技术进步与商业应用相结合促使嗅觉灵敏且富有激情的企业家去创办新的企业或发掘已有的企业，以期获得相应的回报。

熊彼特和其他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这种“技术进步”来自“科学家和航海家”的发现，这对于熊彼特时代的奥地利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种发现是原始动力，使企业家所采取的商业应用成为可能。这也成为标准理论对创新的解释，熊彼特称之为“新事物”。在他看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内部没有任何人能构思出新事物，从而对该国的创新和增长做出潜在的贡献，也就是不存在自主创新。然而值得怀疑的是，标准理论的这些要素是否仍然适合近200年间崛起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包括19世纪发展起来的发达社会，主要有英国、美国，以及之后的德国和法国。人文、人类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对此提出了一些看法。

首先，不只是“科学家和航海家”，普通人也有能力产生原创性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中有很多（不只是来自拥有特殊才能的人）都像科学思想那样可能具有商业应用价值。事实上，几乎所有行业都会有工人、经理或其他人员不时迸发出新的想法。人类学家很早就相信人类具有这种才能，并且这已经得到证实。尼古拉斯·科纳德和他的团队在对德国南部一个早期智人居住过的洞穴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根可以吹奏的长笛。 如果人类拥有如此非凡的天赋，那么整个社会只要有意愿，就有可能建立起允许和鼓励新想法产生的经济，从而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

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远非只有增长。毫不夸张地说，标准理论只是粗线条地将人们的欲望描绘成完全物质式的：只关心他们的消费（包括集体物品）和休闲。这样的理论可能描述了像18世纪的英国那样的商业经济社会，但它忽略了在现代经济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体验”维度，而新的方法和新的事物正在这一维度不断被构思和试验出来。在标准理论中，一个人的生活被简化为如何达到最好的条件——寻找回报最高或成本最低的一点。

最后，标准理论将社会成员视为原子式的个体，因而没有任何去影响被提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意识。因此，工作生活缺乏任何自由意志的运用，从而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理论将我们看作朝九晚五的机器人。然而，这样的感觉并不是现代经济的常态。在现代社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的体验给了人们一种“自主意识”，使他们觉得自己哪怕在一个很小的领域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因为标准理论没有意识到这些维度，它既不能解释经济绩效（物质和非物质的）在国家间的不同，又无法解释这种绩效的升降。

在国家间的物质绩效差异方面，标准理论认为生产率是趋于均等的，资本和技术会流向它们相对稀缺的国家。而数据显示，在G7（七国集团）国家中，英国和德国的生产率要远低于理论预测的结果，美国则远高于这个结果。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优越的企业家精神，它就会相对其他国家保持领先位置，但这一论点可能会让熊彼特主义者感到为难，因为熊彼特与他的理论一致坚持，由科学发现创造的商业机会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对于非物质绩效来说，标准理论也没有提到任何系统性的国家间差异，因为它看不到国家间经济生活体验的本质性差异。而数据证明，非物质绩效指标，如平均工作满意度，在瑞士、丹麦和奥地利较高，而在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较低。

关于经济绩效的跨期差异，标准理论显然也没有提供解释。对于其术语——技术进步，它没有用于预测的模型，因此也无法从物质或非物质的方面解释这样的发展。然而一个变化中的世界需要我们去做出解释：历史证据和最新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在几个国家接连出现的长期繁荣（相对于长期停滞），以及直至20世纪末几个国家接连发生的长期停滞。无论是对于繁荣还是停滞，这一主流理论都没有提供任何解释，这是一个重大失败。

那么，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的上升或下降，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以及如前所述的相对于自己过去的，究竟要如何解释呢？显然，在社会想要从经济中获得什么以及能够获得什么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国家之间有何差异，就需要深入所研究的国家内部。我们需要识别和衡量出社会中有哪些力量有助于解释一个国家是如何实现自主创新的。

一些理论学家试图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创新发展中如何发挥比熊彼特构想的更广泛的作用——有人甚至提到了“内生”增长，以与熊彼特的外生增长相对应。20世纪 60年代，理论学家（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与兰德公司有一定联系）开始致力于科学进步的商业应用。肯尼斯·阿罗建立了一个基于“干中学”的生产率增长模型。理查德·纳尔逊等人提出了由“工业研究”和新工艺的“传播”带来的“技术进步”。80年代，保罗·罗默建立了一个模型，对原始的产品线引入了一系列变化。90年代，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依特分析了一个具有概率结果的“研究活动”产生随机序列的质量改进创新的模型。罗默1990年的模型则纳入了被称为“新想法”的事件。

我们必须走得更远，并且在不止一条道路上前进。我们需要找到可以产生持续增长的驱动力。当然，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可学，那么学习模型也就不会带来增长。寻找某些科学发现的商业应用的工业研究团队似乎是熊彼特式进步的追随者。（正如纳尔逊所说，如果科学家们收工，那么工业研究团队也就无事可做了。）连续的产品线也不会带来持续的增长。“研究活动”和“新想法”是一个黑匣子，它没有告诉我们火花和燃料在哪儿。

尽管在一些现代经济和近现代经济中，有组织的企业R&D（研发）活动，比如对新应用的研究、“干中学”、寻找问题解决方案，可能会带来偶然的生产率改进或新的产品，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持续的创新、增长和工作满意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由这些活动解释（从统计学意义上说）。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活动不可能是过去200年生产率爆发式增长的来源。

我们还需要考虑普通人的新想法及这些想法产生的源泉。即使将公司和政府机构中的技术人员有组织的研究活动视为创新及工作满意度和增长的基础，可能能发现一些统计上的相关性，但它并未触及问题的本源：对个人来说，无论是来自公司内部还是外部，他们能想到和做到什么，使用或不使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及他们为使自己满意想要去做什么事情，这些都只是一隅之见。因此，现有的内生增长理论在本质上缺失了人类可能性的关键维度，正如标准理论所缺失的一样。

这篇导论所论述的，并将在本书正文部分进行检验的命题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它的基本前提是，各行各业的人们，不只是科学家和实验室研究人员，都具有构思新事物的先天能力，无论科学家是否开启了新的可能性。而一个现代社会允许甚至鼓励人们去将这些新构思付诸实践——去创造和尝试它们，又促使人们提出新的构思。这样整个国家都将迎来新想法的蓬勃发展。

这意味着，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熊彼特式创新，在高创新水平的国家，这些创新大部分都是自主的：它来自在该国经济中工作的数量众多的普通人创造和创新的能力。

从这一点考虑，一个国家可能拥有“活力”——一种产生创新及从社会的角度将创新引入经济的意愿所必需的欲望和能力。当然，这样的国家可能会遇到障碍，如战争和气候等外部障碍、管制和官僚主义等内部障碍。但总的来说，一个国家拥有的创新活力越丰富，就越容易在创新上进行尝试和取得成功。当然，以当前的条件，如总体的商业前景和政治困境，可能无法为这样的尝试提供充分的保障。

对于这一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不断有人去研究它的影响，却很少有人关注其根源。为什么即使不确定能否取得成功，有些国家的人们仍乐于在这样的经济中追求事业，而其他国家的人们却并非如此？ 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些国家对这样的经济不如以前那样热衷？简言之，是什么让一些国家走向一个愿意并且能够为经济带来更多创新活力的社会？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经济带来的巨大回报解释了它的崛起，却无法回答为什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只在19世纪的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出现，而在其他地方难觅其踪。

这里假设的解释是，一个更具创新性的经济更有可能在人民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出现。人与人是不同的。即使任何国家只要拥有了现代经济就能获得相同的非物质回报，总有一些国家的民众会从这些回报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从而相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会更多地被现代经济吸引：他们对某些或全部非物质回报的向往被更好地表达了出来。19世纪英国和美国相对现代化的民众可能对某些现代经济带来的特殊满足感具有超常的欲望。关于这样的满足感我想到以下几点。

·这些“现代人”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些人，通过自己努力得到的成果会带给他们巨大满足感，而如果这些成果能带来更好的条件或更多的认可，满足感会变得更强。

·他们可能在成功（更古老的术语是“繁荣”，来自拉丁语prospere，意为“如愿“按照期望”）中获得巨大满足。成功有很多种形式：一个办公室职员因为某项成就获得晋升，一个手工业者通过刻苦学到的技能做出了更好的产品，一个商人看到船只入港而感到欣慰。

·他们可能为在人生旅程中获得的兴盛感而欣喜万分——事业的发展、驶入未知世界的激动、面对挑战的兴奋、跨越障碍的喜悦， 以及对不确定性的迷恋。

·这些现代人也可能会深深地满足于“改变世界”——“对这个世界做些什么”，而且运气好的话，“留下自己的印记”。

·他们还可能享受与同事并肩作战的乐趣，去开创事业或阻击对手。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对追求其中某些或全部满足感的愿望背后的社会价值观做出一些假设。

个人主义对这些欲望的影响是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现代主义的满足感从本质上说是个人主义的。对于成就、成功、兴盛、改变世界的满足都只是或主要是个人的满足。（可能会延伸到最亲近的人身上。）对个人主义的颂扬最早出现在16世纪，代表人物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以及宗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并且在19世纪得到了广泛传播。

另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活力主义。具有活力的经济会吸引寻找挑战和机遇的人们，使他们感受到生机。我们很难不把创新者想象成精力充沛和全心投入的人。在塞万提斯 1605年的经典小说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种种不安分行为成为那个时代所显现的活力主义的一个缩影。

可以被称为“自我表现”的价值观代表了另一种吸引人们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工作的影响因素。当被允许甚至鼓励去想象和创造一种新的事物或方法时，一个人会展露出一部分真实的自己。

《大繁荣》认为，在那些人文主义价值观能够刺激必要的欲望和态度到达一个临界水平的国家，现代社会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力将蓬勃发展。图a.1对这些价值观和欲望进行了概括。

佩恩表以及最近由法兰西银行收集的数据表明，以历史标准来看，1950—1970年TFP 在美国增长较快，在法国和意大利增长非常快，但在1970—1990年增速同时大幅下滑，继而在美国和英国恢复了前期的快速增长，在法国，尤其是意大利，则进一步放缓。（德国是一个特例。）回顾更长的历史时期可以得到另一个视角：根据法兰西银行的估计，在几乎整个20世纪经济处于领先地位的几个大国——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 TFP 的增长在1990—2013年均显著变缓，在1970—1990年进一步放缓，甚至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19—1939年和1950—1970年两个时期。

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普遍解释是，假设所有或大部分创新都是熊彼特式的，那么TFP 的增速变慢就是可商用的科学发现枯竭的结果，即标准理论中驱动经济增长的外生“技术进步率”下降。然而这种推论显然是有问题的：假如TFP的增长放缓是科学发现衰落从而熊彼特式创新减慢的结果，那么前者的减速就应与后者几乎同时发生且降低几乎相当的水平，可事实是1970年TFP在几乎所有国家同时开始减速时，这些国家已经从战争中恢复，因而不存在这一意义上的减速。但是未来也许有人能证明某种作用力的存在阻碍了两者减速的同时和对等发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不能完全排除熊彼特式创新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论点。

我们撰写此书的主要动机就在于理解这种减速。当然，不是所有的统计学结果都为其提供了直接的解释，这也不是在对自主创新的一般均衡时间序列模型进行估计，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零散的结果中获得某些貌似合理甚至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要探寻的问题可分为四个层次。如果这些西方国家在近几十年内普遍深受 TFP减速之苦，这种减速是否可以解释为创新的结构性萧条，而不仅仅是一连串的不利干扰因素？

如果这些国家确实陷入了创新系统性衰退的困境，这种衰退是否在某些或大部分经济中是由自主创新造成的，而不是熊彼特式创新？

如果自主创新遭受了重创，无论熊彼特式创新是否同样受创，这些自主创新的损失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是活力受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勇敢而富有活力的潜在创新者接连的坏运气使然？

如果活力严重受损，是否有证据表明现代价值观（《大繁荣》中认为是活力水平的根本决定因素）失去了优势地位，而与之对立的价值观获得了更多支持？（如果我们能指出活力下降的致命根源，这将比直接把衰退归因于活力下降更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尽管我们的命题有些复杂，还是可以先大胆地提出几个初步的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除了所有国家都较容易实现的平均水平的熊彼特式创新之外，那些还高度参与了自主创新的国家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长，而在自主创新水平较低时生产率增速放慢。

因此，我们似乎矛盾地看到，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通常来说创新水平最高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大片地区“被去工业化洗劫”，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说：美国的“锈带”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一直延伸到美国中西部、英国的西米德兰兹和法国的洛林地区。在这些地区的旧工业中，创新似乎大面积消失了——其消失的幅度如此巨大，以至加上新的高科技行业惊人的创新成果也没能挽回总体的衰落趋势。但是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往往有着复杂的结构。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地区投资和就业的下降是由创新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创新的衰落导致的。

一旦“活力带来创新以及创新带来美好生活”这一命题得到了实证支持，我们就会看到西方经济中很多社会成员的强烈不满。当然，经济活力的下降为工资的剧烈减少提供了一个解释。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工资的减少令很多美国工人深感不安，因为他们正是伴随着这样的信念成长起来的，即工资的不断上升将最终使他们过上比他们父母更好的生活。

这一命题也可能对工作场所的不满症状有所启示。在那些经济中，工作的非物质回报也许大大降低了，而这种回报可能比物质回报更能令人满足。家户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创新领域曾经的模范国家报告的工作满意度几乎都出现了显著的下滑，而且粗略来看，工作满意度的国家间差异解释了90%的生活满意度差异。

最后，安格斯·迪顿发现，有一系列病态行为在美国都有着极高的水平：自杀、阿片成瘾、抑郁和肥胖。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症状在所研究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活力下降造成的，而活力下降则源自推动活力上升的价值观遭到普遍削弱。被广泛讨论的工作性质的变化——自主意识、有所成就的体验以及驶入未知世界的感受，这些体验的消失使得很多人的工作意义也随之枯竭了。

经济活力大幅下降的可能解释是什么呢？有观察家将我们的目光带向了早自20世纪70年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的变化。美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曾指出美国年轻人中的自恋情绪会让他们走向自我放纵。白宫助手帕特里克·卡德尔这样写道：人们 “不再以做了什么来定义，而是以拥有什么来定义”。 80年代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 撒切尔说过：“生活曾经就是尝试去做一些事情。”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他著名的“令人感到不适的演讲”中，曾呼吁“重建美国价值观”和“复兴美国精神”。可以公平地说，卡特总统和他的继任者们没有唤起使经济活力得以成长的精神，因为他们缺乏关于这种精神根源的理论。《大繁荣》中对激发自主创新的经济活力背后的一系列价值观基础进行了阐述。

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假设经济活力的消失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价值观的衰落导致的，而正是现代价值观最初点燃了这种活力的火花。这一假设通过一个明显的检验得到证实： 那些自主创新损失最多的国家，包括损失比率最高的国家，似乎都曾是创新最强的国家。但是只从这些国家的一个断面来看价值观和活力不能为本书的理论提供充分的检验。在进行经济计量学检验之前，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导论中提出的这个理论对于理解西方国家自主创新的兴衰具有重要价值。

如果所有这些观察和解释足够真实，就能引申出这样一种推断： 这些遭受了自主创新衰落和从领先经济中复制的创新减少的西方国家，正苦于活力的不足和由此带来的创新的衰退。条件已经清楚了，困难也已经造成了，但看不到其他的解释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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