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谈中，雷颐回忆到，上世纪80年代，何兆武对西方思想的译介对他的影响很深，彻底转变了他的思维模式。何兆武的修养和风度让雷颐想起了周有光，他们同属于那一代正在逝去的“欧式”知识分子。何兆武一生坚信“开放”与“理性”的价值，这是他留给当代人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

新京报：你最初是怎么知道何兆武先生的？

雷颐：我最初知道“何兆武”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在读大学本科，阅读了何兆武先生的译作。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何兆武先生的译作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引导，甚至完全转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像我这一代在“文革”时期中长大的人，读得最多的就是马克思的书。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思想的三大来源之一，当时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国内也引进翻译了不少介绍黑格尔哲学的书籍。我最初接受的“西方哲学”，主要都是黑格尔哲学。当时读了大量复杂、艰深的黑格尔哲学，我的思维方式不免受到影响，思考任何一件细小的事情，都要在其背后寻找一种宏大的结构性运动。甚至连文风也受到了影响，写出来的都是德语式的那种冗长晦涩的句子。

当时何先生翻译了一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那时听闻过罗素，但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在偶然之际我读到了这本书，罗素的那种安格鲁-萨克逊式的分析哲学思维，与我之前所学的黑格尔哲学大相径庭，让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后来，我在读研究生时期又阅读了何兆武先生其他大量的译作，包括卡尔·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以及康德的作品。这种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的思维方式，让我彻底摆脱了从前的思维方式。在80年代，何兆武先生的这些译作让我受益良多。

新京报：后来你和何兆武先生是如何结识并开始交往的？

雷颐：1985年，我来到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当时何先生则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但不久他就被调到了清华大学。我一直对哲学和史学理论感兴趣，当时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下有一个刊物《史学理论》，我在上面发表文章，恰好何先生也对历史哲学的话题很有研究，在这本刊物上发表论文和翻译文章。刊物的作者们常会在一起开会，讨论一些历史研究方面的问题，我就因此结识了何先生。

在80年代，我经常向何先生请教问题，有时也会到他在清华的住所拜访，就理论、时事和学术界的观点交流看法。我记得第一次去他家中，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家中有一台双卡录音机，书架上摆满了磁带盒。这些磁带录的都是西方古典音乐，有些是购买的，有些是转录的。在和他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特别喜欢古典音乐，这位历史学家还有如此深厚的音乐修养，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后来，我们更多地通过电话沟通，我向他请教翻译上的疑难，他也经常提出自己对各类事件和现象的看法。

新京报：何兆武先生曾说，他的学问旨趣“一是理论的历史，二是历史的理论”。普通读者大多熟悉的是“翻译家”何兆武。作为同行，你如何评价“学者”何兆武在史学理论和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和思考？

雷颐：一般人都会认为何先生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优秀翻译家，他翻译的作品非常好。但实际上，何先生也有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发表过大量讨论史学理论的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相关的文集。这些论文涉及了分析哲学等内容，文章很有深度，却不是很普及。

何先生在翻译西方经典的时候，也会对这位作者/思想家做出自己的思想评注。每翻译一位思想家的作品，他会专门写一篇文章，系统地介绍和分析这位作者或思想家的基本观点和思想脉络，以及他在学术史上的定位。他是翻译家，也是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研究者，他研究的是历史理论，但翻译的作品领域又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他的身份很复杂，难用一个笼统的标签来定义。

新京报：何兆武先生曾经做过自我评价，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建功立业的人，一生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这就像演戏一样，何必人人都上台表演，做个观众不也很好？”你如何理解何兆武先生所说的“做一个纯粹的观者”？在和他的交往过程中，何兆武先生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雷颐：何先生出生于1921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还不到50岁。在他那一代人当中，很多人是狂热地、激动地投身到政治运动当中。但他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一个“逍遥派”，对于这类活动，他一直是非常“被动”的。那时组织开会，每个人都要表态，他总是最后一个发言。他其实有自己的观察，同时也很谨慎地表达观点。

冷静和理性，是何先生在交谈中给我留下的一贯印象。无论是学术话题还是社会现象，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都是分析式的，慢慢地进入，娓娓道来，不像很多学者会带入比较浓的感情色彩。这也与他在翻译上的选择有关系。西方思想著作那么多，他为什么挑选罗素的作品来翻译？大概还是因为，他认为罗素的思想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也是他喜欢的。

新京报：我们来谈谈《上学记》吧，何兆武先生在这本口述回忆录里讲述了自己少时读书和求学的陈年往事。《上学记》出版后一度“洛阳纸贵”，还被誉为“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为什么何兆武的《上学记》能给当代读者带来如此深刻而美好的憧憬，甚至向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读书求学的时光？

雷颐：其实在《上学记》之前，关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以及重庆大学等这些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学校的回忆文章已经有不少了。但比起其他一篇篇的独立文章，何先生的《上学记》对“抗战”时期中国高校的回忆是相对比较完整的。何先生在书中谈了非常多的细节，但核心都是在讲学术自由。《上学记》中出现了那么多耳熟能详的大师、大家，但只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才能产生真正的大师。

这种相对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是基于抗战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当时国民党对高校有很多管控，比如教育部会规定标准教科书，但是这些标准化的规定，高校并非一定要遵从。再说到教员的聘用，比如历史学家吴晗，他在抗战时期已经展露了他的才华，无论是胡适还是闻一多都很欣赏他。后来他加入民盟参与民主运动，国民党要求清华解聘他。学校却回复政府：教员的聘用标准只依据他的学术水平。至于教师在校外的活动，不是校长应该管的部分。

《上学记》谈到1949年为止，后半本回忆录定名为《上班记》。《上学记》的序作者，何先生请的是葛兆光先生。《上班记》定稿后，何先生又邀请我为这本书作序。我实在没有想到，固引以为荣，但更有“不敢当”之感。

新京报：听闻何兆武逝世的消息，你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何兆武先生的生命历程如此丰富，他坚守的哪些价值依旧值得后辈学人铭记和传承？

雷颐：我惋惜的是，像他这样的一批人，又少了一位。在我接触的学人中，何兆武先生和周有光先生很相近。他们在气质上都是属于“欧式”的，深受西方文明的浸润，温文尔雅，满腹修养，有着那种洋派的绅士风度。

何先生身上始终保持着两种重要的价值：一是开放，对于各类思想、主张和观点，他给予最大程度的接纳和包容。二是理性，既是看待问题时冷静的分析式视角，也是一种在群体和时代洪流中的不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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