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巴以达成的停火协议生效，双方暂时停火。然而，就在巴以停火后，23日，土耳其又对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发起轰炸，伊朗境内的一个化工厂也发生爆炸。该地区动荡不断。

就像人们长久以来所熟知的，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地区之间的暴力冲突实际上并没有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完全消失。地缘政治中的猜忌、军备竞赛也从未离开过。

当我们去判断或议论这些地区的军事冲突之时，其内在的复杂性，往往也是简单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思维无法完整理解的。即便抛开更久远的历史遗留议题，只是从冲突策略上看，谁是挑衅、谁是防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出现冲突，也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防御也可能演变成进攻。强势的一方未必更安全，弱势的一方也可能发起进攻。纵然双方势均力敌，在互不信任的猜忌中，军备竞赛也难以停止。

而在数字时代，网络攻击也同样会导致某种不安全的后果。同样以近期为例，比如：美国大型燃油运输管道运营商Colonial Pipeline遭网络黑客攻击，使美国政府于5月9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5月13日，日本东芝公司法国分公司740G机密信息和个人资料被勒索组织窃取；5月22日，印度航空公司约450万名客户的数据遭黑客窃取。在这些案例中，作为威胁来源的行动者，可能只是来自于在军事能力甚至整个国力远不及被攻击者的国家或地区。

当然，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网络攻击都是现当代世界的产物。但其实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脉络中，这又是极短的一段历史。下文从20世纪谈起，探讨从“世界大战”到“网络攻击”演变过程中的猜忌、暴力及其逻辑变化。只有更多地了解这一切，才可能更多地理解世界为什么至今无法摆脱风险。

国际关系的系统理论，脱胎于对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它是西方整个政治学传统的土壤中分出的枝桠。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代欧洲政治的活力、混乱和恐惧决定性地塑造着其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无怪乎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就像把霍布斯的《利维坦》搬到了世界舞台上。在经典国关理论的世界中，政治行动的基本单元是追求各自利益的主权国家。定义国家之间交往环境的决定性要素就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环境。对于国家来说，最为核心的利益自然就是自身作为独立自主之主权者的持续生存。

这套设定下，最为核心的悖谬之一就是：个体国家完全理性、出于生存和安全的种种考虑，经常导致冲突和灾难。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例子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显得更加突出和典型。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的道义外交和战胜国的宣传将大战的罪责推给德意志国家的普鲁士道路。二战中轴心国的种种暴行又反过来印证这些指控言之凿凿、不容置喙。当代研究则揭示出这一归责其实对近代的路径和发展有一些误解。

《铁壁之围》，[英]亚历山大·沃森 著，宋昊 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12月

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沃森在《铁壁之围》中令人信服地指出，驱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开展战争冒险的动机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哈布斯堡精英阶层保守狭隘的世界观催生了马虎大意和机会主义，同时他们对帝国内部多族群社会凝聚力根深蒂固的不自信与缺乏安全。德国不负责任地给其奥地利盟友开出无限支持的空头支票，助长了奥匈帝国的冒险行动，毫无疑问在战争爆发上要负责任。然而对战争的支持至少在开始阶段团结了所有德国人：东普鲁士被俄军入侵后的种种惨状，极大激发起德国民众支持战争的热情。他们不无道理地认为，自己在打的是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从东部边境涌入的同胞则用亲身经验教会他们战败面临的代价。传统上把这种理解完全看成是德国官方宣传欺骗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不管德国这种看法在1915年有多少合理之处，把这套说辞和停战时的地图对照来看不免显得有些虚伪。即便从1918年11月德国因濒临最终崩溃而爆发革命的这个时间点来看，德军在东部、西部两条战线仍然占领大量属于法国、比利时和前沙俄的领土。那么，一场“防御性战争”怎么会演变为在外国的土地上和外国军队殊死拼杀呢？德意志人同样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对战争性质抱有的迟疑，在大战的后半段分裂了德国政治和社会一开始的爱国团结，让越来越多的左翼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失去对战争的兴趣和信念。

《一战的最后一天》（Timewatch: The Last Day of World War One，2008）画面。

站在德国决策层的角度来看，攫取外国土地和战争具有的防御性质并不矛盾，甚至这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来说是完全理性和必要的。我们从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915年所拟定的战争目的，也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东欧计划》中可以一窥二十世纪欧洲列强的安全观是怎样把防御的概念延伸到无所不包的。当德国1914年迅速击溃法国，进而转向全面攻击俄国的速胜计划破产之后，战争就不可避免变成比拼社会潜能的总力战。面对人力、物力、金融远胜于自己的协约国，德奥同盟可谓陷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铁壁之围”。德国领导层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要确保德国“永久的自由与安全”，通过军事手段把敌人赶出国门，恢复1914年8月之前的现状是不够的。德国必须拿到东欧的土地来生产农产品，法国的矿产来供应工业原材料，比利时的沿海港口来打破纵横七海的皇家海军。他们也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建立以德奥为核心的中欧经济圈，并永久削弱法国和俄国，德国及其盟友才能避免在下次大战中陷入被优势敌人的同盟包围而被慢慢扼死的厄运。

从贝特曼首相（他远不如鲁登道夫将军和提尔皮茨海军元帅那样偏执）的计划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

第一，在他看来，列强的安全是一场零和博弈，德国及其盟友稳固的安全，就意味着法国、英国、俄国毫无安全可言。首相同时（并非空穴来风地）相信，敌对阵营的决策者也是这么理解本国的安全的——法国同样相信，如果不在本次大战中彻底削弱德国，那么在下一次的战争中，就仍然会重复马恩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的噩梦。第二，在德国首相（和他的列强对手）看来，实现安全的和平最终能仰仗的只有通过制霸（domination）这一个手段。霸权意味着我方的力量在相关的领域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以至于对手不可能指望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相对于我们后边会提到的维持安全的其他手段，称霸的确是看上去最为一劳永逸、根绝后患的做法。如果对手毫无挑战我方的幻想，那么战争自然也无从谈起。

《十四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日记》（14 Tagebücher des Ersten Weltkriegs，2014）画面。

然而，正是追求霸权的思维所具有的彻底安全的假象，让它在实践中成为让欧洲的大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和平变得脆弱的罪魁祸首。制霸的思维内在预设国家之间的安全不可共存，因此为列强之间的互相猜忌提供了动机。我自认为是防御性的行动，会被对方猜测为追求一劳永逸的战略优势；反过来，对方自认为是防御性的行动，也会被我做同样解读。我们彼此都生怕对方抢得先机，让我方一步错、步步错。纯粹出于误会和恐惧的行动，就会有迅速升级的危险。国关理论将这一猜忌的连锁称作安全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于萨拉热窝的枪声，可谓其中典型。再者，在工业化和总力战的时代，制霸需要的将不仅仅是军事优势，而是经济、物质、人员、地理等全面的占优。将实现霸权地位设为战争目标会让妥协空间大大减少，谋求和平的努力变得艰难，同时也往往超过哪怕是德国这样的强国的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便是安全困境的另一重表现：恰恰是为了追求绝对的安全的努力，让德国暴露在了更多的敌人和更大的风险面前。

《高清二战》（WWII in HD，2009）画面。

讽刺的是，正是一心想要挑战皇家海军、在日德兰海战后力主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德国海军元帅提尔皮茨，提出了可能绕过霸权逻辑的方法：在德国与英国进行的海军军备竞赛中，提尔皮茨并不指望德国公海舰队的总吨位可以顶得上英国皇家海军。他提出的“风险理论”打算把德国海军打造为一支“存在舰队”。具体来说，德国海军只要能够在和英国的海上决战中对皇家海军造成足够打击，以至于英国对全球海路的统治受到威胁，那么即便公海舰队全灭也没有关系：单单是这支舰队安全地“存在”于德国的港口中，就足以让皇家海军的舰队提心吊胆，无法随心所欲妨害德国的行动自由。提尔皮茨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他计划的前提之一：“德国公海舰队足以在北海对皇家海军造成足够威胁”归根到底是无法成立的。先是不列颠海军大臣费舍尔所推行的无畏舰计划和造舰大跃进把德国海军甩在后边。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英法两国组成协约，英国将地中海的防卫交给了法国海军，从而得以在北海集中更为强大的力量专门对付德国公海舰队。

无论实际成果如何，提尔皮茨的理论暗示，除了追求绝对优势之外还有第二条实现安全的路径：那就是拒止（denial）/威慑（deterrence） 在这一思路下，我方并不追求绝对的优势和绝对的安全地位。换言之，我方并没有阻止对方伤害我方的能力。但是，我方可以给对方施加足够大的成本和伤害，以至于对方如果坚持要损害我方，所获得的战略收益得不偿失——敌人的胜利如果不可避免，那就让敌人的胜利变得不值得。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相对较弱的军事力量和国力，也足以维护国家安全。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追求霸权带来的风险暴露大、对国力要求过高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拒止和威慑所实现的安全并不必然是零和博弈。如果对立的双方可以在对等给对方造成重大伤害（而不论谁先动手），那么在双方对此事实互相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两方的安全就都得到了保证。

壕堑战、机枪、总力战的战争技术，使得一场全欧大战的成本对所有列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战争最终的结果事实上没有赢家——除了不在欧洲的美国，外加战前“不存在”的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还有苏维埃俄国。这本来是实现“通过威慑实现和平”的绝好的技术条件，只要对这一事实了解清楚，交战各方哪怕出于自利心，也绝对有动机让战争“从来没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悲剧恰恰在于，只有在真实的战争惨剧已经让大错铸成，各国政治家和民众才如梦初醒，意识到现代的组织技术和工业技术，已经让战争成为“打不起的战斗” ——换言之，威慑要变得有效，“战争造成伤害的能力”应该是为所有人所知的。对手之间不但要有比较对等的给敌方施加伤害的能力，而且彼此也要相信对手在面对威胁时，有意愿、也仅有意愿出于防御目的使用这种能力。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行动者们才会有动机减少无意义的挑衅与引起误会的行为，并在冲突确实发生时，将其管控在有限的领域。可这一信念在伤害真的成为现实之前，总归不是那么确凿。各方想要趁机占便宜的心态，便难以阻止。

入江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描述的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战争步步升级的过程，也是美国和英国不断发出暧昧的信号，没有表现出可以遏制日本野心的实力与意志的过程。当日本最终侵犯到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挑战英美在亚洲的核心利益时，战争已不可避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美]入江昭，李响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

传统的互相威慑或者说均势和平最大的内在缺点是，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伴随霸权地位的绝对安全，诱惑实在太大，即便各个国家之间实现了互相威慑，也会有人忍不住开发新的技术、进行新的改革，从而实现针对他国的不对称优势。而这必然带来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和猜忌。常规战争中普遍存在“先发制人”的优势，首先发动打击的人可以有效破坏敌人反击的能力，从而获得完全的军事胜利。哪怕事后证明“速胜论”不过是幻觉，但和平时期对这种可能性的推演，就让威慑带来的均衡滑坡成了追求霸权的各方所陷入的安全困境。

一战期间，坦能堡战役中向德军阵地冲锋的沙俄士兵。

德国在1914年急于参与战争的缘由之一，就是总参谋部估计当沙俄军队于1917年完成预想中的改革和整编，铁路网修建完好，东部战线的德军将无力阻止俄军的进攻。而法国对兵役时常的延展，也会让德国西线的敌人在开战时有更多可用的兵力。正是基于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如果必有一战，那么宜早不宜迟”的心态就逐渐在总参谋部中占据了上风。当1917年7月俄国在东普鲁士边境地区开始动员时，德国同样无法冒险判定俄军只是为了防御和威慑。德军领导层认为，一旦真的战事开启，没有动员充分的德军将会受到毁灭打击，进而通向战败。于是8月战火的前奏就以对立各国逐渐开展总动员形式展开了。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英] 尤金·罗根 著，王阳阳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7年1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力量三叉戟、军事卫星的发展让威慑战略的弱点得到了极大的克服。世界进入了长期且稳定的“恐怖平衡”。核武器的恐怖威力非常直观、具体，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又被世界主要大国分别掌握。战略核潜艇、加固发射井的生存能力很强，足以撑过第一轮核打击，并展开反击。具有分导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极其难以防御，对方很难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和数量展开讹诈；军事卫星等技术的发展，让“可验证的”公开透明成为可能；核裁军与核军控，变得更容易实施和监督。从某种意义来说，提尔皮茨的“存在舰队”和“风险理论”以另一种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式复活了：单单是有核国家之间不论谁先动手，都可以确保同归于尽这一人尽皆知的事实，就让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变得更加危险，从而也更加稀少。毁灭人类的核武器，摇身一变成了守护人类的和平卫士。

最后一种实现和平的方案，也有着最年轻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和威尔逊的和平提议，也第一次让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所设想的共和国家之间的联盟有了实践的机会。霸权和威慑纯粹依靠精明和力量的算计来实现和平。“集体安全”则通过国际社会各成员国之间的共同行动，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各种制度与机制，鼓励合作的行为、惩罚侵犯的行为，将国家之间的争端诉诸国际组织和制度。“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由此得以缓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从自然状态进入了法的状态。如果说经典的现实主义国关参照物是《利维坦》，那么“集体安全”下的和平，就算是《社会契约论》的道成肉身。毋庸置疑的是，集体行动机制所要求的国家之间高度的理解和互信，限制了其应用的可能范围和有效性。

我们在这里不必过多重复国际联盟的失败、联合国相关机制的种种局限。单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联合国成立后，为大量具有不同利益的国家提供了交换意见和澄清利益的场合。它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也为全球秩序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公共品。世界和平缺少这些贡献，肯定会变得更艰难、更脆弱。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美] 伊斯特万·迪克 著，舒琦 译，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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