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海子的忌日。

海子25岁自杀。在1989年3月26日之后的30年里，几乎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造神”运动。

他的自杀被视为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他的形象被供奉为一代文艺青年的精神符号。百年新诗史，没有任何一个名字曾像“海子”这般引起持续的震动。3月26日，亦是三毛的生辰、林语堂的忌日，但他们也未曾像海子这样，“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陈东东语）

海子（1964年3月24日—1989年3月26日），原名查海生，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当代青年诗人。

在散佚的随笔中，海子曾经写道：

“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反复倒伏的芦苇、旗帜和鹅毛，而是一种从最深的根基中长出来的东西。真东西。应该向上生长出来。”

这个“真东西”，便是我们纪念海子的意义吧。

撰文 | 杨是

1987年秋，海子在北京十三陵大红墙前留影（孙理波摄）。

1.从误解说起

怀念海子时，许多人都会提到一首诗，甚至能够熟练地背诵出来：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

人们说，这首《春天，十个海子》是海子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它预言了海子的死，甚至精准地预言了海子的离世方式。这首诗写于1989年3月14日，富有隐喻性的日子。但其实这并非海子最后所写，海子生前写的最后一首诗歌是这篇名为《桃花》的诗：

曙光中黄金的车子上

血红的，爆炸裂开的

太阳私生的女儿

在迟钝地流着血

像一个起义集团内部

草原上野蛮荒凉的弯刀

3月14日那天晚上，海子在写完《春天，十个海子》之后（或许是之前），集中修改了四首桃花诗：1987年的《桃花开放》《你和桃花》，1987年所写并于1988年修改过两次的《桃花时节》，以及1988年的《桃树林》。他还修改了1987年的《春天》。3月15日，海子写下了最后一首《桃花》。

在这几首密集修改与写作的桃花诗中，充满了相似的意象与狂暴的氛围：“冬天的火把是梅花/现在是春天的火把/被砍断/悬在空中/寂静的/抽搐四肢……从月亮飞出来的马/钉在太阳那轰隆隆的春天的本上。”（《桃花开放》）“温暖而又有些冰凉的桃花/红色堆积的叛乱的脑髓……桃花，像石头从血中生长。”（《你和桃花》）“桃花开放/太阳的头盖骨一动一动，火焰和手从头中伸出……他在一只燃烧的胃的底部，与桃花骤然相遇。”（《桃花时节》）

传统的桃花意象，如《诗经》，如《桃花扇》，往往与少女、青春、爱情有关，也往往充满了灼灼其华的绚丽。海子的诗拥有了前者，却并不拥有后者，这些桃花意象与太阳、黑夜、火焰、血液、骨髓缠绕在一起，更像是一个核爆现场。

在这个由诗歌构建起来的“起义”现场中，如血一般怒放的桃花仿佛是海子冲破生命囚笼的武器。（海子写过六首桃花诗，还有一首1987年创作的《桃花》，他在诗中写道：“桃花开放/像一座囚笼流尽了鲜血”。）

而在这幅桃花核爆的血红图景中，海子想要表达的似乎比《春天，十个海子》中的“复活”主题更进一步，更加暴力，也更加具有某种献祭般的美学。但很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即使是那些每年热衷于参加海子诗歌朗诵会的狂热“信徒”们。

有意无意的误解还有很多，比如那首几乎家喻户晓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它是一首温暖明亮的诗，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在各种博客和QQ签名档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赋予了诸如“活着真好”、“诗意栖居”这样的积极意义，甚至被引作职场励志格言。语言表层的简单和温暖被视为此诗的要义，经过各种心灵鸡汤式的阐释甚至浸染了“小资”的甜腻口味。

而实际上，这首诗的内部世界呈现了一种断裂，是一种背向大海的姿态，隐含着海子极度绝望的心境。这首诗写于1989年1月13日，海子刚刚再次作别夭折的爱情，是他自杀前夕所经历的最为痛苦、孤独的日子。

2．被神化与被消费的海子

海子去世后，诗人西川写过一篇名为《怀念》的文章，开篇讲到：“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

现在，30年过去了，海子确确实实成了一个“神话”。

他的诗被模仿，形成了书写“麦地狂潮”的“海子体”；他的自杀被阐释，具有了“形而上”和“准神学”的意义；他的死亡地被解读为“巨大的种族之门”；他的出生地迎来了一批批前来祭奠和瞻仰的人们；他被塑造成具有弥赛亚神性的先知，甚至有不少狂热分子将海子神化为一个带有鬼魅之气的神秘者，扮演他的传人和化身。尤其是1989年到1994年这个阶段，海子之名被动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在那段时间里，他一个人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整整一群朦胧派诗人。

海子的死亡成为了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他从一个曾经饱受争议的年轻诗人迅速跃升为一个富有启蒙色彩的文化符号，一个巨大的诗歌文化熔炉。尽管存在着种种误读，但如臧棣所说：“每个阅读海子诗歌的人，真的也好，假的也罢，都在某种程度上从海子的诗歌文本、特别是海子的文化理想中认出了自己的渴望。” 

与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是：诗歌界内部对海子的评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不管是海子生前还是身后，都存在着种种质疑的声音。那么，是什么让海子成为了一种现象？这或许与彼时的时代境况与思想潮流有关。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存在主义哲学热”中，诗人自杀是一个热门命题，法国作家加缪认为，自杀是“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国内学者刘小枫则称，“诗人自杀”是“20世纪最令人震撼的内在事件”。海子之死，恰好处在一个转折性的时代背景上，因此被赋予了更多象征意义，被看成是一种“殉道”，一种“预感”，一种年代断裂的标识。

很难说这里面没有一点臆想和围观的味道。臧棣由此提出了“海子熔炉”的另一种情形：“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把他们自己的认知甚至是偏见当成了一种生命的原料，投进了海子的诗歌熔炉，然后从里面捞出了一勺滚烫的铁水，去铸就他们自己所需要的诗歌祭器。”有些“信徒”为了某种迷幻的效果，不惜夸大事实甚至编造出许多不实传言。海子便是这样被糊糊涂涂、慌慌张张地推上了神坛。

在海子自杀之后，这类“信徒”不断涌现，海子的生前好友、诗人西川曾将这些人总结为三类：疯子、傻子、骗子。他半是调侃半是痛苦地向海子“祈祷”：

“海子老弟，别再让你那些疯疯癫癫的崇拜者再来折磨我了。他们崇拜的是你，可他们纠缠的是我。他们既不懂你的诗歌，也不懂我的诗歌。他们只是在败坏诗歌的名声。由于这些家伙，诗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变成了可疑的人，已经变成了嘲笑的对象。”

但比起海子的“被神化”，令诗人更担忧的是海子的“被消费化”。虽然唐晓渡曾说：“对于那些以消费态度对待诗的人来说，海子的质量太大了，大到足以磕掉他们所有的美学牙齿。”但还是会有人制作出精良的假牙套。

早在十年之前，诗人胡续冬就发出了警告：“对海子的认知已经进入了消费化时代，他的很多短诗可以变成房地产商的广告语，很多人开始琢磨海子的地域性，借用他拿出地方经济名片。现在的海子并没有被神化，要警惕的是消费化的倾向。”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屡屡被印在海景房和高档别墅的大幅户外广告板上。诗人西川曾经在某本时尚杂志上看到：一个女子在海边迎风扬手摆姿势，另一边写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不禁怀疑，如果这个女子知道这首诗的作者之后不久就自杀了，会作何感想。

其实这在现在看来，也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奇闻。当初艾略特的诗名如日中天时，他的诗句“时间现在和时间过去/也许都存在于时间将来”也曾作为汽车轮胎广告，矗立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余秀华的诗句如今也屡屡被用作招揽游客的噱头。但是如果说如今的海子纪念会都变成了走红地毯、娱乐演出，而诗歌本身却成了装饰，那纪念还有什么意义呢？

3．他使诗人觉得，“似乎自己还活着是一件羞愧的事情”

海子之死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引发了死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据不完全统计，海子身后五年，相继有14位诗人非正常死亡。1989年5月31日，整理海子遗稿的诗人骆一禾便突发脑血管破裂去世。除此，我们可以接着列出一串长长的死亡名单：

1990年10月19日，诗人方向服毒自杀；

1991年9月24日，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

199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在一棵树上吊颈而死；

1996年12月13日，诗人徐迟从六楼病房纵身自杀；

2007年10月4日，诗人余地于家中自杀身亡；

2010年12月30日，诗人马雁在上海某酒店坠楼去世；

2014年10月1日，诗人许立志坠楼身亡；

2014年10月30日，诗人陈超自十六楼纵身跃下身亡。

如果算上意外离世的诗人，这份墓志铭里还应当加上马骅、张枣等人。如果不那么刻板地定义“诗人”这个称呼的话，还应当加上胡河清、余虹、江绪林等人的名字。我们很难说，这些人的死亡与海子是否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每个人自杀的原因都是很具体、很日常、很隐秘的。戈麦是被公认为追随海子离世的诗人之一，他在某日醉酒之后，一头扎入了北大燕园北侧水渠的污泥中，似乎有意选择和海子之死完全不同的寓意。

人们很少记得这些诗人的死，虽然他们的诗写得并不逊色。他们仅被小部分的诗歌爱好者记住，在大众面前几乎是被遮蔽的，仿佛海子占有了所有人的死，也占有了所有人的生。如果为当代自杀的诗人们建造一座金字塔，那么海子如今站在了最高处，为金字塔底的众人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他使人觉得，“似乎自己还活着是一件羞愧的事情”。

很多读过海子和骆一禾的诗人都曾表示过疑惑，骆一禾的诗写得也很好，比起海子另有一番滋味，每年海子的忌日之后也是骆一禾的忌日，但为何曾经同样闪烁的名字，另一个却黯淡下去了。

同是诗评家的诗人陈超认为，骆一禾的意义在于他和海子不同的方面，“他不像海子那样以从天下视的先知的方式说出，他更像是一位地上的义人。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我更倾向于骆一禾的态度。亲切，友善，触动心房。这个平展着红布的目光清彻的男子，是谦和的仁义之士。”

西川在怀念骆一禾的文章中所说与陈超有相似之处：

“骆一禾是一群人，他脑子里想的是别人，这样的人，有伟大的性格，伟大的力量，昌耀也是这样的人。海子有很多尖锐的地方，骆一禾也有很多尖锐的地方，但大家不太知道，他是一个‘众人’，海子是一个人，这是他们俩的区别。骆一禾看到的世界比海子更广阔，他看到了全世界。” 

这里面似乎有些不可用理性判断的东西。骆一禾在整理海子遗稿的时候定是被海子强大的黑暗吸噬了，以至于精神和肉体受到了强烈的震荡。当骆一禾突然死去，西川“不得不目瞪口呆地面对了这一场命运的狂风暴雨”，接手全部的整理工作时，他感到自己很可能像骆一禾一样，沉入海子深不可测的黑暗中，因此“非常恐惧”。

在抄写《叙事诗》的那个晚上，他不得不五次停笔，每一次都恐惧地从“一”数到“十”，似乎被一种异样的感觉控制着。为了不被海子“吸”走，西川只能抄一星期，停一星期，写些自己的东西，让自己获得抵御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子从一个反方向上推了他一把，他要“向上挣一下”才能自我保全。这决定了西川以后的诗歌道路：海子、骆一禾写什么，他就不写什么。

但陈超似乎未能摆脱海子强大的吸噬力。不知他是否最先意识到了海子临死前修改桃花诗的用意，在1990年4月写下的一组诗中，陈超也描绘了一幅与海子的“桃花”相似的狂暴图景：“我目光焚烧，震动，像榴霰弹般矜持——/在最后时刻爆炸！裸体的桃花重又升起/挂在树梢。和我年轻的血液融为一体。/但这一切真正的快乐，是我去天国途中的事。”（《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他们的桃花都同时承载着死亡的命运，都以一种强烈的爆发方式释放出复活的能量。

关于海子的能量，西川在《生命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由于海子没有经过严格的文学训练，他的身上始终洋溢着一股自由的写作精神。这首先表现在写作的抱负方面，其次表现在对语言的霸占方面，再其次表现在对想象力的挥霍上面。”

有一年他去四川成都见了一些诗人。吃饭时大家比赛想象力：天堂是什么样？天堂里有什么？后来海子跟骆一禾和西川吹牛：他的想象力最棒 ，把别人全灭了。海子在政法大学讲授的美学课很受学生欢迎，在谈及“想象”这个问题时，海子曾如此举例说明想象的随意性：“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是上帝的游泳裤！”

在海子的身上，蕴含着一股自然的力量，直觉的力量，正是这股直觉之力让他一眼看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其实就是一部《旧约》，也正是这股力量使得他的诗歌虽不成熟，却常读常新，拥有持久的生命力，甚至掩盖了其他诗人的光芒。对于那些刚开始接触诗歌神奇力量的人，海子尤其能够引发最大的震撼。

4.海子之死

你知道我的诞辰、我的一生、我的死亡，但不知道我的命。你知道我的爱情，但不知道我的女人。你知道我歌颂的自我和景色，但不知道我的天空和太阳以及太阳中的事物。

——海子《弑》

1989年3月26日，海子最终选定了山海关和龙家营之间的一处火车慢行道，那是一段适合自杀的地点，此前已有三个人在那里卧轨。火车将在这里拐弯，而且车速很慢，可以等车头过去，再钻进后面的车轮，不至于被疾速的车头撞飞或者剐碎。下午5点30分，天色渐渐有了微茫之意。当1205次火车开过时，为了不被司机发觉停车，他趁火车慢行时钻进了车轮下面，被斜轧为两截，于是“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

此前一天他没吃什么东西，据说胃里只有两只橘子。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他的书包，里面装着四只橘子和四本书：一本梭罗的《瓦尔登湖》，一本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一本《康拉德小说选》，还有一本《新旧约全书》。

海子死后，众人纷纷猜测死因，有人认为海子的死是因为精神分裂，有人说海子的死是“殉诗”之举，有人说海子死于城市和乡村的矛盾，有人说海子死于爱情的幻灭，有人说海子死于练气功造成的走火入魔。在他自杀前，海子还神秘地失踪了几天，没有人知道3月18日到3月21日这四天海子的行踪。

海子死前为自己的死因写了些十分荒唐的理由，提到练气功致使出现耳鸣、幻听和思维混乱等现象，并提到两个曾和他一起练气功的人的名字。但他最后的遗书却推翻了之前写的所有遗言，看起来十分决绝：

我叫查海生，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教师，我的自杀与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以前的遗书全部作废，我的诗稿仍请交给《十月》的骆一禾。

种种证据表明，海子是“头脑十分清醒地自杀的”，是“审慎”的行为。并且在去山海关赴死前，把他在昌平的住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西川最后一次走进海子住处时，感觉到“他的房间洁净如坟墓”：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凡·高《阿尔疗养院庭院》的印刷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块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是三个放满了书的大书架，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他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行那》，门后是一堆酒瓶。

最广泛的解读是“殉诗”：海子之死是对“诗歌意志”的献身。陈东东用海子曾为兰波写过的“诗歌烈士”来形容海子的死。海子所热爱的兰波、荷尔德林和叶赛宁也都是“短命天才”。

但很多年之后，人们慢慢发现，这种理解其实存在着某种夸张的成分，只不过，它恰好表达了当时挣扎于困境的边缘人士的心境。“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他的诗歌精神，一种极限冲击自我的巨大的勇气。”唐晓渡说，“80年代末如果存在一种终结，那并不仅仅是由海子来标志的，但他是一个最炫目的现象。”

海子之后，中国诗歌发生了什么呢？1989年，海子的诗及海子成为逝去时代的象征，海子之后，纯粹的抒情不再可能，高蹈的诗歌理想也渐趋消逝。但海子成功地在上世纪90年代“死而复活”，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王小波。在王小波身上，人们汲取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海子身上，人们汲取到理想主义的力量。

可以说，海子是少数几个真正在诗歌与价值的关系上进行认真思索的当代诗人，其中有幼稚的、不通世故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远见卓识。今日我们仍旧需要纪念海子，但急需抛弃那些假而空的东西，那些被涂饰了的、误解了的东西，去读他的真正的诗，去了解他的真正的生命状态，虽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散佚的随笔中，海子曾经写道：

“这世界需要的不是反复倒伏的芦苇、旗帜和鹅毛，而是一种从最深的根基中长出来的东西。真东西。应该向上生长出来。”

这个“真东西”，便是我们纪念海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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