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与吴琦幸《王元化传》均为后辈追怀先师，王为钱先生私淑弟子，吴为王先生入室弟子，早前曾出版《王元化谈话录》《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等，已为传记撰写做了前期准备。去年推出40余万字《王元化传》，全景展现王元化的人生轨迹、人格特质、治学风格、处世心态，聚焦于作为文艺理论家与思想家的王先生求索、反思、否定、超越的艰难心路历程，特别是披露一些独家材料，又以史家的谨严考订过往的以讹传讹，相比此前出版过的《王元化画传》《王元化别传》等，该书呈现出后出转精，更为全面、客观、公正的特点。

读罢《王元化传》，掩书而叹，临风遥想。王先生学问既广且深，自非后学能登堂奥，探细微，现仅就王先生的精神底色略陈己见。所谓底色，特指个体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由本我到自我、超我过渡的精神烙印。而贯穿王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决定其由左翼青年升华为深邃思想家的独特人生轨迹的，可以溯源到童年时期的三重底色：楚人血统、教会家庭、清园情结。

撰文丨陈建华（湖北经济学院）

王元化先生祖籍湖北江陵，出生在武昌，晚年王元化多次说到血管里继承了楚人传统：脾气暴烈、性格倔强。他常讲：“我是湖北人，性格中有楚蛮之气。王先生曾随汪公严习《离骚》，又以《文心雕龙》研究名闻学界。刘勰曾列出后世学屈骚的四类人：“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在鲁迅看来：“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王拈出鲁迅评价，引为同道，意在批判俗世仅将文学视为炫才耀技、吟风弄月之具，不能、不敢学屈子精神实质。严格地说，屈、宋固然分道扬镳，汉代贾谊却有屈子风神，后世追摹屈子者也代不乏人。王先生亦曾以屈原誉顾准“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他本人又何尝不是传承屈子精神的代表？也许是“日用而不知”，即前所言集体无意识，现略为申说——

王先生一辈子恶紫夺朱、恶郑声乱雅乐与屈原喜善鸟香草、恶怨禽臭物一脉相承。他一生爱雅如命、嫉俗如仇，他心仪十九世纪文学，自称十九世纪之子，尤其服膺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书中主人公热情豪放、倔强不屈，不向命运低头、不向恶劣环境妥协，分明就是屈子的异国知音。文学应指明向上一路，引人思考，展现崇高的精神力量，这是王一生秉持的理念。他对于张爱玲与钱锺书小说的批评正立足于此。晚年王先生更是对古老文明的衰落与人文精神的式微忧心忡忡。他并非反对大众文化本身，却担忧其艺术品位与精神向度：“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作出高下之分，而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永与平庸的区别”，“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

楚人血统还赋予王先生孤往精神。孤往精神，是大儒熊十力揭示的治学门径。鲁迅有诗：“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萧艾遍地，标准混乱，众口嚣嚣，醒者彷徨无依。但真正的学术研究，须高视阔步，勇敢地走窄门，依自不依他，遵从内心指引，不以多数人的评判与裁断为意。王先生晚年主编《学术集林》，本可拉山头，搞派系，但他不屑于此；90年代他的“中道”和反思，也引来一些议论，被外人误解为“转向”、被划入国学派、保守主义等等。对此他感到气愤，郑重声明：“现在学术界也有拉帮结派之风，但我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

王元化出生的家庭深受西方教会教育影响：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毕业生，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外祖父则为一名传教士，曾为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长于基督教及中国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家族氛围之中，虽然王元化从少年时代受到左翼思潮影响，参加革命之后，就抛弃了基督教信仰，但其人格、学术、思想难免受其影响。

吴琦幸曾问王先生从基督教家庭到入党是不是信仰的根本转变，王元化作了肯定的回答，随后又说：“但基督教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至少给了我们的好处是人应该谦虚，人不可以和神一样……”

青紫荣身肥家，为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儿，钱锺书与王元化都曾位列高官，两人虽无意为官而命运阴差阳错。钱冷眼观世，埋首书斋，不以俗务为念，刻意保持文化遗民身份，他不需世俗荣誉的加冕，故而只挂名不问事，届满身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王先生肝肠似火，以救国救民为念，但权力一旦出界，政统凌驾道统，也宁可弃高位，只以聚徒讲学为乐，这未尝不是基督教“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反映。

私意以为，王先生的三次反思也与基督教家庭背景有关。王晚年著述，偏爱用“思”与“反思”二词。诚如林同奇所言，反思对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曾经自以为是的自己。王先生可能借鉴了古代为己之学的精神传统，他反思的心理基石更可能源自他一再引用的莎士比亚：“上帝创人，为何要他先有了缺点，才成为人”，因为人不完美，对外既不必有偶像崇拜，对内则要不断反思、修补与完善自身。他后来一直为当年违心地写过批判胡风的文章而不安，这与晚年托尔斯泰的忏悔极为相似，而他同时代的学人，有的人选择拒不反思，把问题推到外因上，或是三缄其口，仿佛什么不曾发生过。

幼时成长的清园，构成了王元化一生的第三重精神底色。吴著详细考订了王父王芳荃及清华诸贤的具体居住地的说法。晚年王先生对清园有一种特殊的眷恋,足以证明清园在王先生精神坐标中的重要地位。许纪霖说，“和王先生精神源头联系在一起的是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王并非清华弟子而是清华子弟，他认同清华，不是校友对母校的崇拜，而在耳濡目染的纯正学统，那是经由王国维所实践又由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氏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碑文，1990年代王先生常常反复吟诵,并在演讲中奋力鼓吹，文章中反复引用，可见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清华精神。他努力捍卫这种精神，他所担扰的，也恰是清华诸贤所开创的学统被有意或无意地毁弃。章太炎论清学衰败时指出，“其故实乃学者心术已不正，专门以刺探贵人意志为应对之资，风气败坏，学术自亦凋零”，可谓一语中的。民国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即在于，随着现代学术独立潮流与客观主义原则的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逐渐摆脱非学术因素干扰，成为独立自主的学问，向着专业化、学院化与独立化方面良性发展。陈寅恪晚年所坚持的，王元化通过对陈的阐扬所倡导并践行的，也在于此。

一些学者没能深入历史现场与王先生的心理世界，断言“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是正确的废话，显然低估了王的格局、眼界与胸襟。王晚年最忧虑的、谈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思想与学术的分离。八十年代各路人马放言义理，高谈阔论，“尊德性”压倒“道问学”，其弊在空疏，甚至游谈无根；九十年代形势丕变，“道问学”压倒“尊德性”，以考据代义理，以文献主义掩饰思想的贫乏，将学问变成工匠般的雕虫小技。睹此二十年的巨大摇摆，王先生将目光返归清园，他推崇陈氏，“陈寅恪我是真佩服，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冬烘先生，这个人很有历史眼光的”，一般人以为陈氏只是一个考据家，史料占有丰富，繁琐冗长，不成体系，王先生认为陈氏的独家本领在于，于错综的历史现象中，探索主要环节，掌握史事演变，于小事见大局。这种尺幅千里的功夫，实为其史学的最高境界，其大学问背后有穿破时代的深邃关怀，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之典范。

对于王先生丰富的一生，用三个向度概括，难免有简单化与标签化之嫌，挂一而漏万，不足以理解其广阔的交游与思想的脉落。好在吴著立体地展现了王由革命者、文艺理论家、到上海精神领袖的人生轨迹，读者自可涵泳与体味中寻找答案。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大只注册|大只500代理 » 大只500下载_王元化的三重精神底色｜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