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上，哈耶克视凯恩斯为一生之敌，但他非常赞同凯恩斯对观念（idea）的看法。后者认为，就观念而言，“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人操纵的”。因为这些人的观念无论对错，其影响力都比人们以为的更大。实践者往往相信自己决没有受任何观念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他们很可能是观念的奴隶。“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被大大夸大了，而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则被低估了……不管是为善还是为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哈耶克在引用了学术对手的原话之后不忘附上一句：“长远来看，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真的存在什么历史进程吗？我有些半信半疑。不过他们倒是时刻提醒我，世上最基本的观念也可能并非永恒之物，而是经由特定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才获得生命与历史的。在这个意义上，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著作《大转向：世界如何步入现代》提供了一份有趣的证明。因为这本书讲述的核心就是观念与传播。阅读中我发现，就连“快乐的价值高于痛苦”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观念其实也不像世人以为的那样理所当然。

《大转向》的故事有些复杂，其风格很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如果将其进行一番线性的梳理，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格林布拉特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读大学的时候在打折书店无意间找到了一本《物性论》，多年后在个人生活的某个节点忽然燃起了探究此书由来的好奇心。

《物性论》是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创作的长诗，此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忠实追随者，这首诗基本上也可以视为伊壁鸠鲁主义的文学版本。所谓伊壁鸠鲁主义，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原子论的世界观，二是享乐主义的伦理观，二者密不可分。在伊壁鸠鲁看来，世间万物皆由坚不可摧的原子构成，包括知觉、灵魂和神祗等现象。既然一切都是原子的聚散，故而生命仅限于此生，没有来世、复活、不朽和上帝。明理的人当然应该珍惜人生追求快乐，避免无谓的焦虑和痛苦。

作为伊壁鸠鲁主义的优雅表述，《物性论》获得了西塞罗、维吉尔等人的赞扬，可是对笃信永恒的人而言，快乐至上的观念绝对是一种威胁。基督徒更是受不了这类异端邪说。因为在他们的信仰中，现世的痛苦是通往天国拯救的踏脚石。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坚信痛苦不仅有着积极正面的意义，而且必定高过快乐的价值。一如耶稣的行迹所展示，那才是值得他们效仿的唯一生活。

当基督教获得统治地位，伊壁鸠鲁、卢克莱修以及《物性论》的命运可想而知。早期的诋毁和嘲笑转为压制与焚毁，到了中世纪，快乐至上的观念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痛苦的崇敬。的确，对于虔诚的人来说，要矢志追随殉道者的脚步，还有什么比受苦更可靠的方法呢？千百年来，修士们纷纷用自我鞭挞的方式体验救世主的痛苦，也用痛苦至上的观念锤炼大众忠诚驯服的精神。如果把这种观念具象化，大概就像14世纪初一个修女所写：

“鞭子抽打的声音响彻整个修道院，在上帝的耳边响起了比任何旋律都要悦耳的声音。”

又过了百余年，观念的历史因为一个名叫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意大利人发生了新的转向。这一切源于他在深山里的发现。在一座修道院中，他找到了一本《物性论》的手抄本，从此唤醒了伊壁鸠鲁主义的幽灵。

波焦这个人很有意思，矮小、和蔼而精明。他生于1380年，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公证人的儿子，自己的第一份职业也是公证人，不算体面，但颇有需求。他的拉丁文书法也不错，靠抄写书籍和文件有了最初的积累和名声。慢慢的这个外乡人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上层人士搭上了线，还养成了收藏的雅癖。23岁的时候，波焦在贵人的帮助下去了罗马，成为教皇的“使徒文书”，并从这个特别的抄写员职位上一路升迁，做到了教皇秘书乃至贴身秘书的位置。此人爱书成痴，把阅读视为获得内心自由的最佳途径，搜罗古籍更是不遗余力，为一本传说中的经卷常常像猎人那样冒着一无所获的风险前往深山密林。他坚信在那些湮没无闻的修道院里，无知懒惰的僧侣们守着古老文明的遗存，浑然不知它远比自己所在的世界更加伟大。而那些经典就像监狱里的囚徒，如果自己不及时出手搭救，第二天就肯定会被野蛮人撕成碎片。《物性论》就是这样被他从欧洲中部一处小修道院里救出来的——他从灰尘中一眼看出了它的非比寻常。

修士们不允许波焦带走手稿，他只好找人抄写了一份。潦草的抄本一到手，波焦立刻托他的朋友重新抄写，很快衍生出了数十份副本，其中五十多本保存迄今。在即将来临的印刷机时代，它们是《物性论》出版发行的蓝本。

《物性论》由7400行优美而深刻的诗句组成，既是隽永的诗歌，也是伟大的哲学——在我看来还很现代。诗中卢克莱修将坚不可摧的原子比作最初的种子，它们不可改变不可分割，数量巨大却又无影无形。当这些原子像雨滴一般垂直地穿过虚空，一切都不会发生。一旦它们出现转向，发生碰撞，产生聚散，世界就生出万物。

卢克莱修很看重原子运动中的转向，在他看来哪怕最微小的转向也会引发一连串的碰撞，继而产生无限的组合和重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转向是自由意志的源泉，无论人类还是动物。因为如果原子像雨滴一般垂直穿过虚空，那么所有的运动都只是因果长链上毫无自由可言的一环。而转向和碰撞帮助所有生命摆脱了因果的束缚，从命运中夺取了自由的意志。

在原子论的基础上，诗人一步步破除因果的幻象：宇宙不是为人类而创造的，人类并非独一无二，灵魂会死亡，没有来世、天使和魔鬼，至于宗教那不过是植根于死亡恐惧的无谓妄想。人生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增加快乐减少痛苦，这是最简单也最自然的需求。切不可沉湎在过度的欲望和妄想中，无论它们关乎国家、神灵、性爱还是荣耀。就好比一个人生病发烧，多加一件衣物很自然，但那长袍上的漂亮刺绣不会带来更快退烧的效果。

《物性论》的表述如此现代，让我不由地联想起19世纪功利主义者边沁等人的口吻，可是在它重见天日的15世纪，是否在当时的人心中留下深刻痕迹呢？答案有些平淡——现实世界没有发生观念的闪爆。的确有人在宣扬享乐主义，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观念源自伊壁鸠鲁或《物性论》。波焦和他的朋友们拿到了手抄本，并从中借用了优美的修辞，却无意传播，反而巧妙地与其中的危险观念保持着距离。

直到大半个世纪之后，《物性论》的手抄本才再度被传阅，譬如年轻的马基雅维利就默默地抄写了一份。到了16世纪中叶，教会颁布的各种针对《物性论》的禁令反证了卢克莱修的成功。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蒙田等人开始严肃而深入地探讨伊壁鸠鲁主义，觉得这种“异端邪说”有可能将全人类从悲惨的苦难中解放出来。蒙田在《物性论》上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其中一页空白处他写到，既然原子的运动如此多变，那么未来原子重新聚合成一个新的蒙田也并非毫无可能。

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多明我会修士焦尔达诺·布鲁诺也是《物性论》的忠实读者。在他看来，地球不是中心，太阳不是中心，宇宙根本没有中心，一切都像卢克莱修所写的那样，无非原子的转向、碰撞和聚散。无限多的“事物的种子”结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命，也必定形成多重的世界。种种迹象表明，在布鲁诺的那个时代，《物性论》已经动摇和改变了西方世界的观念。

当两百年后的人们把《物性论》从拉丁文译成意大利文、英文和法文，发现者波焦已经被世人遗忘了。或许这正是观念传播者的力量，他让所有人都信服于某个观念，以为它的存在天经地义。如此，人们才可以不假思索地像托马斯·杰斐逊那样宣称：“我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和哈耶克对观念和传播的看法都没有错。稍微有点儿不妥的是《大转向》这个中文译名。毕竟，“The Swerve”似乎没有“大”的意思。实际上就像格林布拉特在书中所写，卢克莱修推崇的是偶然细微的转向，一如波焦在观念传播中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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