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似乎并不适合想象。从国际政治纷争、娱乐圈爆文到新冠疫情，我们的注意力在关于社会现实的争论中被拉扯得无力、也无心出离，对于未知的想象倒显得“风花雪月”了。不过，最近一系列关于太空和奇幻文学的集中讨论引发了不少人的注意 。

比如说，近日国际天文学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美国哈佛大学天文系教授勒布在本月出版的新书中，重申2017年人类观测到的首个系外天体“奥陌陌”是外星访客，这种猜想立即引来了一众科学家的质疑。目前的科研成果无法让任何一方说服对手，但是，勒布教授的宇宙想象，真的比其他科学家更为大胆和天马行空吗？

本期“读刊”栏目从天文学界的预测开始谈起，试图谈一谈人类想像力的局限。即使是万事停滞的疫情阶段，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也从未停歇；而托尔金与刘易斯以来的中世纪幻想，也在讨论中得到新的审视。在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魔幻现实主义”新闻中，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纽带反而更引人深思。

撰文丨冯塬雅

想象外星生命：人类的对镜自怜？

2017年，位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天文研究所的“泛星计划”（Pan-STARRS）在1号望远镜上观测到一颗翻滚在太阳周边的奇特物体。它形似雪茄，表面泛红，且在通过太阳系时反常地加速远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照旧赋予它枯燥的学名1I/2017 U1，但作为第一颗闯入太阳系的星际天文物体，这个不明先行者被研究者冠以更为亲切的绰号“奥陌陌”（Oumuamua），夏威夷语中意为“远方的信使”（scout）。学界普遍将之定义为流浪天体，但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阿维·勒布（Avi Loeb）认为，奥陌陌的特殊表征排除了其作为普通小行星或彗星的可能，倒很可能是外星生物制作的仪器。一年之后，他在《天体物理学期刊快报》上发表论文，称“奥陌陌可能是一个由外星文明向地球附近发射的、可极远端操控的探测器”，并在俄罗斯企业家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的资助检测奥陌陌是否在传送无线电讯号。

哈佛大学教授阿维·勒布与首个系外星体“奥陌陌”的虚构图。

勒布的观点是在排除其他可能选项后得出的结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撑。“外星人来了”就像“狼来了”一样引起了轩然大波，自然也为他招来了其他科学家和宇航员的抨击。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天文学家Paul M. Sutter称勒布的论文是对科学精神的侮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宇航员Benjamin Weiner在推特上埋怨：“我们能不能说说阿维·勒布有多恼人？他轻飘飘一句‘奥陌陌’来自外星人，我们就必须得做很多额外得反复工作来推翻流言？”但勒布愈挫愈勇，并在以通俗科学读物的形式写就《外太空：地球外智慧生命的初兆》（Extraterrestrial:The First Sign of Intelligent Life Beyond Earth）一书，已经在本月出版。他在书中提到了同样因异见受舆论谴责的伽利略，以为先驱。“伽利略在面对指控的时候说，但地球确实在围绕太阳转，”勒布写道，“现在，奥陌陌也确实偏离了作为流浪天体本应遵循的航线。”

纽约客撰稿人Elizabeth Kolbert在最近发表的文章《外星人已经造访了吗》（Have We Already Been Visited by Aliens?）中回顾了勒布力排众议的挣扎，委婉表达了同情。她提到了1950年物理学家Enrico Fermi的著名问题——他突然转向同事问道：“他们都在哪儿呢？”Fermi的问题成为了天文学家在接下来几十年的课题。譬如在1961年，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提出了后来著名的德雷克方程式，以估算太空区域里智能文明的数量；美国航天局（NASA）基于两年的开普勒数据检测，认为银河系中围绕类太阳恒星运转的类地行星(缩写为“eta-Earth“），至少有十亿颗，而其中存在智能文明的可能性极高。但这些都只是揣测；要像勒布一样从预言过渡到证实，依然面临着从严谨科学沦为疯狂科幻的危险。正如Kolbert在文末引用的宇航员Carl Sargan的言论：“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凡的声明必须有同等出众的证据支撑；我倒觉得，非同寻常的保守态度让我们始终非同寻常的无知。”她也认为，勒布对奥陌陌的推测，能开启天文物理学界对外星智能技术的研究。

“奥陌陌”独特的类双曲线飞行轨迹让科学家无法确认其身份，至今天文学界存在四种猜测：彗星、小行星、星际飞船和“尘兔”。

但勒布和Kolbert的宇宙想象，真的比其他科学家更为大胆和天马行空吗？与勒布新作同时出现在大众眼前的，还有英国科普作家Paul Ball在Aeon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旧文，《我们对外星生物的想象为何如此贫瘠》（Why our imagination for alien life is so impoverished)。他在文章开篇就提出，我们对外星生命的构想越细致丰富，我们就越束缚于自己人类中心的视角：

“我们对外星人的了解那么多，让我瞠目结舌——他们有技术发达的文明和穿越星系的宇宙飞船；他们有高效的能量转换机制，会向我们发射沟通信号……但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我们依靠的不是科学观察。我们心中了然，是因为这些想象非常合理。因为我们在电影里看得太多了。因为这些是我们会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象高等外星生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讨论自己。”

Ball所说的不仅限于星球大战等开创性的科幻小说——这些大众文化标杆自然以人之心理与动机推动人物发展。但Ball紧接着在文中提到了耶鲁大学宇航员Tabetha Boyajian与同事在去年九月发布的关于行星KIC 8462852的报告。这颗行星与奥陌陌惊人相似，都在天文望远镜上展现了剧烈的亮度变化。Boyajian认为，这是因为环绕四周的彗星阻挡了阳光；宾州州立大学宇航员Jason Wright则谨慎提出，这可能来自于外星工程建筑的表面反射——这是假设可能性很小却不失其支持者的假设，并很快登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条，其他研究者也开始捕捉KIC 8462852的电波，乐此不疲。1959年，科学家Giuseppe Cocconi和Philip Morrison就已经在《自然》杂志上提出，高等智能生物已经研究并发射了沟通信号——很有可能是以短波形式——并迟早会被人类破解。

“这明显是两名聪明的科学家在问：我们会怎么做？他们在1959年就提出，要以我们熟悉的信号模式和科技来探索外星生命。这个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的探索思路。”

Ball的这个评论用在阿维·勒布的新书上也十分贴切。勒布在书中提出，人类应该仿建奥陌陌这样运用光子能的飞行工具（假设奥陌陌确为未知智能生物的技术结晶），他现在也在参与设计一艘利用激光推进的纳米飞行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离地球最近的Alpha Centauri星系建立基地。从一开始对奥陌陌讯息的不懈查询，到以外星技术为标杆的近期研究，勒布明显相信人类和外星人之间的文化和科技发展大同小异，只是步调先后不同。热情地带领团队从地球迈向太空，也假设说，智能外星生命也以同样的专注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不断向外拓展，且是以人类能够借鉴的形式。

这也是为什么，对勒布认同多过批判的Kolbster在文中引用了剑桥大学动物学家Arik Kershenbaum的新书《动物学家星系指南：地球上的动物如何启发我们认识外星人——和我们自己》（The Zoologist’s Guide to the Galaxy: What Animals on Earth Reveal About Aliens – and Ourselves）。Kershenbaum认为，物竞天择，是任何生命必经的历程，在任何星球都不例外。因此，外星生物与人类所需环境相似，进化过程也应趋同。Kolbster甚至在文中问道，我们是否应该给予外星人同样的人权？Kershenbaum的回答是：“这不好说，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否拥有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体系。”这一切，一如当年白人在北美大陆向西拓展时会问的问题：“原住民应该与我们拥有一样的权利吗？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是什么样的？”也怪不得，Ball在自己的文章里也令人啼笑皆非地问了一句：“真好笑，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认识这些外星人了？”

剑桥大学动物学家Arik Kershenbaum的新书《动物学家星系指南：地球上的动物如何启发我们认识外星人——和我们自己》。

正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被沿用于人文科学，Ball一阵见血地指出，我们将进化论套用全宇宙的时候，必定也指望外星人跟我们一样无比好奇，还是骨子里的侵略主义。在勒布等人推进太空探索、呼吁科研包容度与创新性时，Ball的这篇文章仿佛让我们看见了草间弥生式的镜物，而我们对未知智能生物的构想再纷繁多姿，也只是人类形象在万花筒式的重重镜面中的反射、交叠。

帝国幻想：牛津儿童文学中的殖民主义英雄

对于外星人的想象与英国中世纪文学，乍看去扯不上任何联系。但在托尔金和C·S·刘易斯为牛津大学创建魔幻文学传统之后，英国中世纪文学就以儿童文学的形式复苏了。与之一道卷土重来的，还有二人所推崇的中世纪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但在二人及J·K·罗琳等追随者笔下，神怪混杂的魔幻世界也和我们对外太空的想象一样，彰显着人类社会对外扩张的好奇心理与侵略性本能。

Maria Sachiko Cecire是纽约巴德学院的文学教授，并在2019年出版学术著作《再次入迷：二十世纪儿童魔幻文学的兴起》（Re-Enchanted: The Rise of Children’s Fantasy Literature in Twentieth Century），Aeon网站在本月登出了本书内容节选。Cecire回顾二十世纪魔幻文学的渊薮，即托尔金和C·S·刘易斯二人在1931年为牛津大学建构的文学课程。课程全然聚焦于中世纪英文文学，且是在语言学层面外，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深度解读。这种单一的关注直到七十年代才有所拓展，而受其裨益的学生们撑起了之后几十年英国的儿童文学。托尔金的指环王系列和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是首屈一指的开山之作，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只是众多后续之一。中世纪文学的底子也好，儿童文学的形式也罢，魔幻是融合二者的催化元素，目的是抵御病毒感染式的美国文化。

J·R·R·托尔金（全名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英语：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年1月3日－1973年9月2日），英国作家、诗人、语言学家及大学教授，以创作经典史诗奇幻作品《哈比人历险记》、《魔戒》与《精灵宝钻》而闻名于世。

托尔金为战后横扫英国的美国文化感到焦虑不安，女权主义、消费主义和打鸡血式的社会风气等都在他于1943年写给儿子的信件中被形容为美国式世界主义的爪牙。在托尔金眼里，这对英国精神与文化的侵害不输于纳粹。刘易斯与之所见略同，二人皆对当时态度消极、理想破灭的现代主义文学嗤之以鼻。他们给出的对症良方，正是中世纪传说中那种天真的冒险精神和理想主义。这种天真在儿童那里最能得到回应，托尔金与刘易斯所期望的文化变革也理应从儿童心中开始生发；他们的中世纪文学复兴，因此与儿童文学有着天然的纽带。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盛行的战后西方社会，儿童文学更是因其对成年人心理的塑造性影响而获得空前关注。Cecire指出，托尔金和刘易斯会从中世纪文学中为学生提取具体的道德结论、强调爱国情怀；在中世纪诗人的笔下，英国是“代表英雄主义、热血正义和浪漫情怀的奇幻之境，是民族主义者寻求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之处。”而这些中世纪原则，正是二人与其学生们的儿童文学创作精神沃土。

但牛津学派的魔幻儿童文学已经遭受了后殖民目光的审视。塞思·勒若（Seth Lerer）在《儿童文学史：从<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一书中提到，儿童文学和儿童这一现代观念源自十八世纪中期，本质上根植于白人资产阶级；这使得儿童文学常常沦为追忆白人至上文化的沃土。Cecire也指出，托尔金等人设计的牛津文学课程，是帝国殖民教育的不散阴魂。2014年，印裔文学学者Gaur Viswanathan便在《征服的面具：印度的文学研究与英国统治》（Masks of Conquest: Literary Study 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一书中描述过这种以歌颂英帝国主义统治为目的来宣扬英国文学的学术活动。托尔金和刘易斯活跃在帝国日落时分，但他们对英国文化一统做出的贡献令人侧目——生于南非的托尔金和出生于爱尔兰的刘易斯，都是在殖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用Cecire的话来说，他们让“魔幻奇境中的白人男孩儿成为了二十世纪全球儿童文学的基本元素……通过席卷儿童世界的中世纪魔幻，实现了丘吉尔所谓的全新帝国意识。”她也找到了充足的证据。

“这个流派不断巩固种族主义和白人道德至上主义的观点：在《指环王》中，托尔金对魔族宠爱有加，却将黑皮肤的南方哈拉德林族人视为邪恶的半人兽；刘易斯在《纳尼亚传奇》中对卡乐门人进行了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描写。即使是在种族歧视倾向不太明显的段落中，殖民主义和排外情绪的桥段也被包装成浪漫的英雄主义。”

电影《纳尼亚传奇》剧照。

正是这英雄和浪漫光环下的扩张性和侵略性，将Paul Ball所描述的太空想象和Cecire所解构的牛津派魔幻文学联系在了一起。在光怪陆离的想象中——文学也好，科学也罢，不论空间也不分古今——我们总有作为人类的局限，也很难将这种局限的社会和历史债务摆脱干净。而巧的是，刘易斯在《纳尼亚传奇》之外，也著有《太空》科幻三部曲。或许无论是回到英国中土的幻想还是飞向更高智能文明的未知星系，我们都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在扩张、侵略中成长起来的人类心理。

重新想象：科学中的恶魔隐喻

Cecire在文章末尾写道，虽然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依然沉浸在贵族寄宿学校、完美巫师和田园仙境的魔幻世界里，但这也挡不住这几年民主运动所带来的文学研究新风气——如今对魔幻文学的研究，已经绕不开非洲未来主义、原住民文化及以此展开的科幻想象，以及其他区别于欧洲主流社会阶层意识的重要创作。好评不断的漫威《黑豹》系列，便能证明Cecir的论点。在众多的批判声中，托尔金和刘易斯的文学传统在二十一世纪为其他肤色的角色和其他文化元素开放了魔幻世界，被美化的中世纪英国也不再是这种英雄主义想象的唯一场景。

疫情也为太空探索带来了非侵略性的态度。新冠病毒已经困扰世界一年了，而乔治城理工大学环境历史学教授Dagomar Degroot在此时发表《月球疫情》（A lunar pandemic），追溯了人类进击太空过程中鲜为人知的阴影。去年五月，宇航员Robert Behnken和Douglas Hurley在全世界居家躲避新冠时，在美国航天局照例进行了进入国际太空站之前的隔离。NASA的隔离传统始于1969年的阿波罗11项目，也就是人类首次登月的成功尝试。而1969年的夏天，H3N2流感和此次的新冠相似，夺走了众多生命。但NASA隔离宇航员，并不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一名NASA官员披露说：“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让一场关于月球疫情的流言引发社会恐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登月计划后说服每一个人——那种可怕的月球微生物并不存在。”

早在1960年即阿波罗11发射的九年前，美国国家科学院就警告道，具有极强破坏力的月球微生物会污染地球，对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阿波罗11号计划完成的四年后，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的学术经典《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问世。公众意识到，欧洲侵略者携带的病菌造成了百万量级的死亡；那么在宇宙的大背景下，星际间的侵略又会以怎样的新型病菌造成怎样规模的伤亡呢？

《瘟疫与人》，[美] 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版

在这样的恐惧中，NASA在六十年代中期斥巨资建造了“月球接收实验室”（Lunar Receiving Laboratory，简称LRL），以保证从月球采取的岩石标本不会导致月球微生物往外泄露。可结果呢？1968年也就是阿波罗11号发射前一年，还没有人研究出测试和保证LRL效用的方式，同年的H3N2病毒也将月球病菌推上了风口浪尖。再然后呢？隔离月球尘土，竟成了夸父追日。阿姆斯特朗在登月录音中提到了根本扫除不尽的月尘；两名宇航员都在宇航服中发现了盐水，证明服装保护层泄露；宇航员的三周隔离还未结束，六名NASA工作人员就因接触月尘被隔离。而LRL也在过程中出现了多处泄露。实验证明，月尘只是让植物长得更茂盛了；否则，里头携带的破坏性微生物根本不是NASA挡得住的。

2020年7月，NASA又宣布了关于火星污染源防护的计划，Degroot在文章中并不看好。“如果新冠教会了我们任何事，那就是，我们对微生物的世界束手无策。”我们对于外星生物的想象似乎从英雄主义的侵略态度，慢慢转向更为谦卑和谨慎的防护。而上世纪以来一波波的疫情也在告诉我们，人类于自然，并非随心所欲的主人。就像在电影《异形》系列（Alien）中，病毒般的外星生物可以寄生在人体中逐渐孵化直到吞噬母体——这简直就是所谓外星病菌的视觉化隐喻。这个尚未证伪的威胁，就像一个无从驱除的恶魔。

电影《异形》剧照。

恶魔这个概念，也许是我们改变想象方式的切入点。从笛卡尔到达尔文，很多科学家都会在自己的研究中加入一个恶魔的角色以助推演，譬如达尔文曾为解释进化论，想象了一个具有无限生殖能力和寿命、没有任何生理局限的怪物。科学历史学家Jimena Canales在最近出版的新书《着魔：科学进程中的恶魔秘史》（Bedeviled: A Shadow History of Demons in Science）细数了各个科学学科中的经典恶魔隐喻，它们笼统地代表着一切未知。Canales在后记中写道：“这些恶魔隐喻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如何变真实的，也就是说，它们的精髓在于想象如何驱动科学发现，而我们又如何用这些发现改变世界。”这是乐观的论调，就像我们以人类为中心想象外星人的自信一样；这也是进取发展的论调，就像阿维·勒布修建光能宇宙飞行器的热情一样。

但恶魔之所以为恶魔，也在其不可控制的、非人类之处。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隐喻，就应该从一开始接受我们人类视角的局限。像Canales所希望的那样彻底解码这些代表未知的恶魔隐喻，本身就与使用隐喻的出发点相悖——它所代表的，不仅是人类尚未探究的未知，还有人类无法想象的未知；它带来的，不仅有充满动力的跃进式、占领式科研，还应有面对广博世界的谦卑与包容。就像破除了英国中世纪文化和白人阶层桎梏的当代魔幻文艺创作一样，有意识地淡化人类中心视角，或许会为科学想象打开另一扇窗。

参考资料：

http://www.xinhuanet.com/science/2017-11/21/c_136768671.htm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355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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