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一周新书风向标”又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不单单把好书列出来写一段推荐语,我们还会尽可能地在自己阅读效率允许的范围内,对读者们关注的或刚刚出版的书籍给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一本新书的内容非常精彩,我们会不遗余力地给出推荐,如果一本书的内容与其关注度不符,我们也将会在参考意见中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我们对某本书的态度,我们还会增加一个“推荐指数”,类似豆瓣评分。
当然,任何阅读的判断都是个人的,我们的意见未必正确,甚至有可能是偏见,但它们一定是真诚的。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意见,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份阅读指南(毕竟,这个事情可能还要冒着得罪出版社的风险)。如果你有比较犹豫的、想要知道我们态度的新书,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也将尽快给出自己的看法。
本期主持|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
热门
《我数到三》
作者:(美)约翰·肯尼
译者:潘采夫
版本:春潮|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10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宫子
“我是认真的,小姐
你不会希望我数到三的。
一……
二……
该死。
她一动不动。
一个人在数到三后要做什么?
数到四吗?
数到四之后又该怎么办?
数到五?
数到十?”
这是美国幽默诗人约翰·肯尼写给自己女儿的一首诗歌。本次国内出版了两本他的诗集,一本为《我数到三》,另一本名为《今晚……要么早点睡》,这两本书里收录的当然不是经典之列的诗歌,作者只是使用诗歌这种形式来吐槽婚姻与育儿生活,除了吐槽外,也包含了面对婚姻困境的状态和对孩子成长过程的记录,在看似插科打诨的语调中教孩子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两本诗集在美国都非常畅销。不过,或许是文化差异的原因,阅读这两本诗集时,其中能精准抵达生活槽点的诗歌并不多,可能完全阅读下来,能在国内读者中达到那种效果的诗歌也只有十首左右。另外,肯尼的这两本诗集使用了双语出版——诗歌是难译的,很多诗歌必须要阅读原文才能更好体会其中的精妙触感,不过,对肯尼的幽默诗歌来说,似乎也并无双语出版的必要。
新知
《海鸟的哭泣》
作者:[英]亚当·尼科尔森 著 [英]凯特·博克瑟 绘
译者:木草草
版本: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8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沈书枝
亚当·尼科尔森的《海鸟的哭泣》不仅仅是一本讲述海鸟如今所濒临的灭绝困境的科学著作,而首先是一本将海鸟迷人与独特的生活展现给普通读者的自然文学之作。亚当·尼科尔森对海鸟的兴趣,源于小时候与父亲在英国希恩特群岛这个大型海鸟栖息地的观察与生活。过去几十年中,他追逐着遍布大西洋的海鸟,观察它们的习性与生活,这本书便是从希恩特群岛出发,追随着海鸟鼓荡在海洋上的翅膀,描述的其中十种海鸟的生活、习性与命运。
亚当·尼科尔森的语言优美而富有诗意,叙述中自带强大的感染力。这感染力的源头来自作者对于海鸟的感情,乘着狂野的暴风在大洋深处自由翱翔的暴风鹱、搭乘着复杂的海洋环流自由地去往富饶之地觅食的剪水鹱、大天使般聪慧的信天翁……它们是风的使者,是风本身,其不加矫饰的生活的残酷与美丽,有着未经修饰的存在本质。书中独特的另一点则是,除在如今科学条件下对海鸟生活丰富的观察与记录之外,还有着过往历史中人们对鸟类的想象和与鸟类相交缠的生活。过去的民谣、诗歌与传说,海鸟在人类生活中留下的印迹,正是这些让它不仅仅是科学的观察,而更充满真实的感情。
随着海洋的变暖,全球洋流系统的剧烈变化,以及人类对于自然资源过度的攫取和污染,如今海鸟的数量正在直线下滑,过去的六十年里已经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二。对此,作者保有一种谨慎的希望:海鸟在它们不断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前,不一定就是被动的受害者,它们会做出反应、会斗争、会学习。但无论如何,世界也已经到了不得不去认真对待这一形势的关头,而了解它们是可能会做出什么改变的开始。
社科
《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
作者:[意] 卡洛·M.奇波拉
译者:苏世军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11月
推荐指数:
推荐人:罗东
并不夸张地说,在当下,“工业革命”已经是一个被扫进博物馆的古老议题。但其实,算下时间,它距今不过两百年,在人类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而也就是在此期间,它被注意的程度在加速下降。尤其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区域研究和后殖民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之下,人们更关注的是这一场巨变为何产生于欧洲,而不是亚洲或其他地方。从此以后,关于工业革命的新知识大多产自比较经济史研究。
照此看来,原版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自然也难以提出超越性的知识。不过,作者奇波拉(Carlo M. Cipolla)却没有让读者失望。
奇波拉提到目标读者是学生和普通读者,这意味着全书可能需要省略不必要的、烦琐的论述,但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并未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确实,一本书的任何分析都基于所掌握的材料、分析工具和分析者理念,而后者往往隐藏于字里行间。于是,奇波拉有意增加论述,将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来龙去脉都告知读者。
然而,多读几章才发现奇波拉这一写法,实际上贯穿着一个在当时极为重要的命题。从价值、需求、财产转移到劳工,再到资本,他讲的绝大多数概念在历史上都不是连续的。比如在十八世纪前,礼品、慈善是极为常见的财产转移方式,需求无公私之分,与我们现在熟悉的定义大为不同。奇波拉写到快一半时说了一句“经济史若要言之有理,一定要讲社会史”。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点题了。这也是书名中“社会与经济”的含义。经济行为是潜入到社会当中的。奇波拉将工业革命前夕的社会和经济演变追溯至十一世纪,把时间拉得如此之长,也意在说明,由工业革命塑造的经济发展、增长方式根植于欧洲漫长的社会演变。当然,这一切同样也在改变着社会,因此才有人们对它的赞美和反思。
奇波拉的重心是社会演变如何改变经济行为,并引发工业革命。在这一部分,他不厌其烦地介绍经济概念在工业革命前的形成、内容、演变,约等于讲述了一遍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基础。这实现了他的通识写作定位。关于经济对社会的改变,奇波拉回答不多,在结尾部分,他提问欧洲开创并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工业革命文明是否还有希望。在全书完成约半个世纪期间,冷战结束,全球产业已经经历多次转移,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考虑让工业重新崛起,不过作者的提问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遗憾的是,作者在他的年代没有给出答案,但就像他说的,回顾人们在工业革命中经历的“幸福”和“苦难”,才可能清楚继承什么、反思什么。
推荐指数:
在美国旅行书写与殖民视野的研究课程上,保罗·索鲁是妥妥的反面教材。玛丽·普拉特在《帝国之眼》中批评索鲁的作品“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傲慢姿态”,“其丰富性和稠密性证实了他们的期待、成见、偏见。学生们执行第三世界论和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计划,并且被这一计划所实现”。
如果作为研究文献来看待的话,保罗·索鲁的作品每一部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然而,这也确保了索鲁写作旅行作品时能够拥有充沛的自由感。当我们要求每个旅行作家在作品中客观地呈现当代文化,调用脑中的文化知识来为某座城市渲染值得尊敬但其实却千篇一律的气质时,保罗·索鲁的毒舌就变成了一种极为稀有的品质。不管是游历欧洲、非洲还是拉美,索鲁都保持了这种风格,他喜欢搭乘火车对每个地点匆匆一瞥,享受着这其中的过程。《在中国大地上》作为一本索鲁游历中国的旅行文学作品,其中并没有太多可供客观佐证的历史性资料,但一段段真实与充满性情的记录,可以让我们用最轻松的方法跨越时空,感受40年前中国城市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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