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丨[美]萨拉·戈尔曼

杰克·戈尔曼

摘编丨安也

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医疗保健类观点公然违背科学依据，却能得到至少相当一部分的支持，尽管这部分主要的支持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人群。

·疫苗有害。

·放在住宅里的枪支能保护居住者免遭武装入侵者的侵害。

·包含转基因生物的食品对人类健康有害。

·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不是艾滋病的病因。

·核电站比火力发电厂更危险。

·抗生素对治疗病毒感染有效。

·未经巴氏法消毒的牛奶是安全的，而且含有优质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会被巴氏法消毒的过程破坏。

·电休克疗法（ECT）会造成脑损伤，而且没有疗效。

为什么有理性、有头脑也有善意的人会相信这些观点？

当一件事情关乎健康，人们往往会坚称：科学是错的，因为没有充足证据作证，因为不明的危险无处不在。

有很多思维过程能令我们表现出人性、拥有同理心、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可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存活下来，但这些思维过程都有可能在运用科学家所说的“科学推理”时使我们误入歧途。为什么？

对不少初学者而言，科学推理很难掌握，因为它让人失去了信心十足地作出肯定陈述的能力。科学推理的过程是：建立将来可能被推翻的假说，在证实因果关系之前需要提出大量要求，且涉及的是人群而不是个人。换句话说，从科学角度出发，我们永远不能给出百分之百肯定的结论，只能非常接近绝对肯定。这一点与我们人类的惯有思维背道而驰。

不仅如此，科学是通过反复否定和证伪取得进展的，而我们天生就不想轻易转变自己的观念。其结果就是，多个纯粹的健康问题和常见的心理问题结合在一起，会令我们更容易在思考科学和医学问题时犯错，作出对自身健康没有好处的决定。

本文出处：《认知陷阱 : 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的科学真相》，[美]萨拉·戈尔曼、[美]杰克·戈尔曼著，高微茗译，见识城邦丨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2月版。

这些糟糕的决定往往包括采取冒险行为，例如拒绝接种疫苗、食用不健康食品、吸烟、不按照医生建议的饮食和运动方式生活，以及进行不安全性行为。我们认为，这些冒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复杂的心理因素，而这些心理因素的生物学基础是已知的。

我们认为，在多种情况下，前述心理动机都是适应性的（意思是，这类动机在进化中留存至今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和健康），但应用这类心理动机的方式却往往没有很好的适应性。我们还认为，如果缺乏对不理智的健康决策背后的心理和生理基础的正确认知，我们这个社会就不能设计出一种策略来缓解这个问题。

核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信息缺乏，尽管这的确可能是原因之一。哪怕我们知晓并理解全部相关事实，不理智行为仍然可能出现。考虑到我们现在对人脑功能的认知，严格来说，甚至可能不该将对科学结论的否定贴上“不理智”的标签。更确切地说，这种否定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心智活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简单的教育不足以转变人们对科学结论的否定态度。

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剧照。

自然，对反科学人士有多么“愚蠢”发表愤怒的长篇大论也不能体现这样的态度。举例来说，《大西洋月刊》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洛杉矶市的许多富裕家长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的问题，文章总结道：“这些人用大笔钱雇用了愿意放纵他们这种不理智信念的非正统儿科医生。但有钱并不能允许他们将整个城市的儿童无缘无故地置于19世纪的恐怖疾病的威胁之下。”这个例子中的文章之所以没有作用，是因为它试图靠羞辱人们改变他们的信念和行为，而这在解决健康和医学理念问题时基本无效。

正如加拿大科学家尚塔尔·普利奥和朱莉·戈德布特在一篇讨论公众科学教育的精彩文章中指出的，当科学家们思考如何与非科学界人士交流时，一般会采取“知识不足”模式，也就是认为非科学界人士只是不了解相关事实。对此，这两位作者的主张却是：有证据表明，非科学界人士其实能够理解“研究的复杂性以及与许多科技成果并存的不确定性”。普利奥和戈德布特呼吁广大科学家学习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即大众确实有能力理解科学概念。

任意一种信念体系一旦形成，就会出现确认偏误

每个人都会在环境中寻找固定模式。一旦我们找到了，而这些模式似乎又能解释很多事情，我们就会越来越相信它们很有必要。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动的古人并不愚蠢，他们也没有完全被人类必须是地球中心的宗教教条支配。

事实上，只要你抬头看看天空，一眼望去似乎就是这么回事。经过数年的观察与计算，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设计出一套复杂的数学体系来解释群星如何绕着地球转动。这种解释方法并不简单，而是一位极有才智的人运用手头所能找到的一切工具创造出来的。当然，它碰巧是错的。可是一旦这种解释被正式写下来，又被传授给其他天文学家，就成了很难放弃的定论。更有一些天文学家，当有可能挑战“地心说”模式的新发现出现时，倾向于想尽办法将新发现融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信念中去。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相信的东西。

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海报。

最终，托勒密模式全靠另一批天才——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以及望远镜这样的新发明，才最终被推翻。

任意一种类似的信念体系一旦形成，就会得益于被称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的心理现象。保罗·斯洛维克完全捕捉到了确认偏误的精髓：

如果相信极端立场会随着更多信息的提供、有教育作用的项目而起变化，那我们肯定会因此感到欣慰。不幸的是，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的信念改变得很慢，而且在面对相反证据时异常顽固（Nisbett & Ross， 1980）。最初的印象一旦形成，就会构建起后续证据的解读方式。如果新证据与某人的既有信念一致，就会显得又可靠又有用，而不一致的证据则会被当作不可靠、错误或者不具代表性的信息而忽略掉。

这话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我们大概都能想到生活中几个符合这种情况的事例：我们没有按照事物原本的样子，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看待它们。比如说，杰克多年来始终坚信，如果需要治疗一种名为惊恐障碍的焦虑症，抗抑郁药物要比认知行为疗法（CBT）更有效。这是因为他的教授就是这样主张的，而相信老师的主张是一名听话的学生应尽的义务之一。当部分新发表的研究显示认知行为疗法也有作用时，杰克便努力在实验方法中寻找瑕疵，或者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这些研究，只为说服自己相信这些新发现不足以动摇药物治疗更有效这个信念。最终，他向一名认知行为疗法专家戴维·巴洛——该专家现在在波士顿大学工作——提出挑战，希望做一项研究，对两种治疗方式进行比较。结果出乎他的意料，认知行为疗法比药物治疗效果更好。

幸好，杰克认同了研究结果，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但在那之前，他一直在努力证实自己原有的信念是对的。在科学研究中，这种事随时都在发生，同时也是每个领域都会出现的非常激烈的科学辩论及冲突背后的原因。事实上，神经科学家应用复杂的脑部成像技术，已能够呈现出当既有观念受到挑战时，大脑不同部分或用偏见或用开放式思维做出回应的方式。对我们这些一贯支持科学证据的人的挑战则是支持后一种做法。而进行这方面努力的我们却过于频繁地遭到反科学派卡里斯玛型领袖的对抗。

不确定性会令很多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害怕。想要知道事物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很自然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往往会发展成试图明确是什么导致了什么。再次强调，这种倾向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进化中保留下来的一种具有保护作用的特征——当你闻到洞穴中有烟味时，就会认为有火才会有烟，于是逃出洞穴；你不会首先去考虑其他可能性，否则就有可能逃不出来了。

我们不自觉地给每天观察到的事情赋予某种因果意义。如果你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又看到你的狗从房间里跑出来，就会立刻得出结论：你的狗把桌面上的玻璃杯弄掉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把玻璃杯弄掉了，吓得狗跑了出来。这就是流行病学家所说的因果倒置。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个推论都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对因果关系没有特定偏好的话，就会再次陷入各种各样的无用思绪中无法自拔，失去行动力。

然而，假设因果关系的习惯会在我们思考更复杂的系统和问题时令我们犯错。这不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蛋和鸡的问题是没有科学意义的哲学和语言学谜题。我们知道鸡是从蛋里孵化出来的，成年的鸡又会下蛋，所以不存在鸡或者蛋哪个先出现这种问题。从进化论的角度更确切地说，是更原始的生命形态出现在这两者之前。

与此不同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因果关系”是科学方法允许我们得出某事物是另一事物的原因这个结论的特定路径。如果你回顾一下我们列出的反科学观点的例子，就能看出其中有很多是争辩的结果，而不是因果关系的产物。例如，毫无疑问，HIV就是艾滋病的病因，我们可以同样肯定疫苗不是自闭症的病因。不过，仍然有些个人和团体在为这些存在明确因果关联的科学事实展开争辩。

如果某人有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自然很想为此找到一个原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孩子患自闭症的病因是无法确定的，这无疑是令双亲心碎的原因之一。不少病童的父母一开始会责怪自己。妈妈也许会怪自己不该在怀孕时吃那么多油炸食品。爸爸也许会怪自己遗传给孩子不好的基因，或者当父亲的时候年纪太大。罪恶感继续发展，又增添了一份烦恼：这个孩子一辈子都要为了适应环境而痛苦挣扎。

这类愁苦的家长很容易抓住一个现成的因果关系不放，尤其是在它能令他们将怒火转移到别人身上而不必怨恨自己的时候。一旦类似于疫苗导致自闭症这样的说法流传开来，并得到鼓吹此类说法的群体的大力支持，科学家就很难通过引用全部相关研究的数据来证明此结论是错误的，进而使人们抛弃这种观点了。所以，渴望得到或迫切需要找到因果关系的倾向往往会导致我们得出从科学角度上看是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埃博拉的什么特性使得它在几个西非国家，如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等地大肆传播，而在美国却只能构成极小的威胁呢？而为什么流感病毒是对美国人安全的主要威胁，在过去30年里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呢？答案要从这两种病毒的生物学特性中寻找。

埃博拉病毒和HIV、流感病毒一样，是一种进入人类细胞后就会转化为DNA（脱氧核糖核酸）的RNA（核糖核酸）病毒，这就使它得以嵌入宿主细胞的基因组中进行自我复制，随后继续感染更多宿主细胞。埃博拉病毒的主要宿主是果蝠。最重要的是，它的传播方式是接触被感染个体的体液；埃博拉不像流感或水痘那样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人只要吸入了近处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小范围内的空气，就可能感染流感。

流感病毒可以在相距6英尺之遥的两人之间传播。埃博拉病毒则无法以这种方式传播。一个人除非接触到某个埃博拉感染者的血液、尿液、粪便或呕吐物，否则是无法被感染的。因此，感染流感的概率比感染埃博拉的概率大得多。感染埃博拉的风险最大的人是医务工作者和照料感染者的家庭成员。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是2~21天，而直到表现出症状之前，感染者都没有传染性。这一点也与流感不同，流感的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一天就能传播流感了。因此，我们清楚感染埃博拉的人何时具有传染性，而对感染流感的人则不能确定。

上面这些我说得明白吗？这些是事实。你现在明白RNA病毒和DNA病毒之间的区别了吗？明白病毒感染细胞和进行复制的机制，甚至具体的复制产物是什么了吗？通过体液感染和通过空气传播感染的区别完全清楚了吗？我们所说的潜伏期你理解了吗？如果你不懂，也不必感到惊讶。这些术语相当于医生和大多数科学家的第二天性，但其他受过教育的人可能很少想到它们。正如大多数医生不理解成本会计包含什么内容，大多数会计也不是病毒学专家一样。

换句话说，埃博拉是什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两个问题的细节是很复杂的。尽管我们早已处在万维网所带来的全新的信息时代，但我们的大脑仍然不是为迎接技术性强的复杂描述而设计出来的。你可能读上一段的时候读得很快，只记住了几个诸如此类的词：HIV、蝙蝠、感染、传播和有症状。因此，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读完这一段之后就很可能走开了，还带着错误的认识：“埃博拉具有传染性，你有可能在火车上被坐在身旁的另一个人感染。”

人们向不科学的概念屈服有着另一个原因——我们所有人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都会感到不舒服。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学会那些知识，而是我们不愿投入时间和精力做这件事。当复杂问题涉及科学和数学知识时可能尤其如此，因为很多人认为——这种想法往往是不对的——他们至多只能理解最最基础的科学和数学知识。

正如我们在讨论人脑功能的某些方面时所阐明的，我们的心智会自然受到清晰简单的解释的吸引，尤其是在此类解释还被带有感情色彩的修辞修饰过之后。我们其实很害怕复杂问题。我们的本能是伸出双手快速拥抱某个问题一小会儿，而不是被它“迷住”或是与它纠缠不清。正如我们在整本书中不断指出的，这种对复杂性的逃避与反科学行为的其他原因类似的地方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适应环境的、有正面作用的态度。我们如果坚持搞懂生活中每一件事的技术细节，就会寸步难行。

一个人几乎不需要对汽车引擎的工作原理有什么认识，也能坐进车里把它开走；也不需要充分理解大调与小调的关系、弦乐器的和声，就能欣赏音乐的美妙；更不必写下光合作用和植物氧交换过程的完整化学步骤，就能栽种一个花园的植物。除此以外，当我们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不要多想细节问题往往是最好的选择。处理紧急情况最好的办法是采取行动，而不是深思熟虑。

但是在为健康问题做决定的时候，不能处理科学细节的特质就会让我们更容易接受精心包装过的错误言论和口号。科学家、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对这种情况往往帮助不大，因为他们经常拒绝把问题解释得清晰有趣。科学家们似乎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是拿出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过于复杂的解释，就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拿出过于简单、包含的有用信息少得可怜的解释。而且当真相十分复杂的时候，专家也容易坚持过于简单的不正确观念。

科学家需要更加努力地找到与非科学界人士沟通科学事实的最佳方式。这一点必须从改变儿童科学教育的方式开始——应该从单纯的死记硬背变为理解科学如何实际发挥作用。通过专注于科学方法，我们可以开始教育人们如何接受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何质疑，以及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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