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88本入围书单|文学·艺术_大只500注册登陆

乔丽·格雷厄姆善于以某个生活细节为触发点,用细致的叙事描绘生活场景,又在不断丰盈的叙事进展中加入分析与思辨,在写实和哲思之间制造张力。《众多未来》收录了格雷厄姆早期至近期的一百多首诗,从早期相对简短的诗句到后期散文化、具有实验性的长句,格雷厄姆打破风格,用句子的延长拉伸出更广阔的书写空间,拓宽了诗歌写作路径。

《鸢回头》首先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当我们继承、阅读《论语》《老子》《庄子》这类典籍时,我们继承、阅读的是什么?当典籍中的概念在历史漩涡中被不同世代的人一次次阐释,乃至被改造、利用,放入到权利结构中时,那些原本的字句早已失去本来面目而“成为异己的力量”。因此,刀尔登主张以个人的方式来阅读典籍,同时保持在传统的轨道上,将孔子、老子、庄子还原为身处具体语境中的鲜活个人,将他们的书写还原为应对彼时“时代问题”的文本,进而以轻松闲适的态度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鸢回头》正是一位当代人与三位古代智者平等对话的思考录,向我们展示了卸掉层层枷锁之后,自由进出典籍时的乐趣,辨析了它们的伟大与局限。

没有哪本书比《商禽诗全集》更能让我们接近这位愁郁的“快乐贫乏症患者”。沉默之外,商禽用诗描绘自我与时代之间另人不安的关系。他以散文形式写成的诗,像一个个被残酷现实入侵并挤压变形的自由之梦,由此扭曲为梦魇。那由体制、权力和无情时空组合而成的现实,让诗人的生命跌入困境,让他在囚禁的环境中不得不自我囚禁,这双重的囚禁敲击着诗人痛苦的心灵,而生成愤怒。不是彰显的愤怒,商禽说“我不去恨”,因为他已将无可纾解的愤怒转为悲凉,转为低沉凄凉的语调,这语调是诗人内在生命的色彩,是他悲伤的抵抗和唯一的救赎。

一本好的传记,作者常常与传主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一场冤狱让李一冰走进了苏轼的世界,他历时八年写作《苏东坡新传》,考证巨细无遗,参考了东坡文集、后人笔记等百余种历史资料。林语堂称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不可世出的天才,而李一冰则用典雅的文字再现了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在大文豪的标签之下,让我们看到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如何用旷达的韧性去面对被贬谪构陷、虎口余生的命运。

于坚巴黎游记的重点不在巴黎,而在巴黎的“旧”,因为这“旧”可以时刻唤起诗人对故乡的记忆。书中大概有四个世界:诗人童年的故乡、当下的中国、实在的巴黎,雨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普鲁斯特们的巴黎。于坚用诗人的感性联想自由进出四个世界,又将其统而为一,他体会到在这追求革新、进步、成功的世界大潮中,巴黎忧郁迷人的“堕落”。“巴黎是一种抵抗,一道同质化时代难以攻破的马奇诺防线,历史、经验、自信、顽固、守旧而生动乐观……”于坚写巴黎,写的正是基于辽阔乡愁的“抵抗”,是对革新与进步神话的祛魅。

《东课楼经变》中的故事不重情节,读过后留下的更多是一种从作者内心流转于文字之中的少年气息,如夏日傍晚的一场浅梦。在小说中,这少年气息不只存在于教学楼、操场等我们熟悉并怀恋的青春场景中,而更多地被内化为灵动自如的文字、散淡的叙事风格和充满天真趣味的想象力。借助想象力和自然形成的隐喻,作者将庸常结实的现实生活悄悄改变,形成自己的“经变变文”,以此瓦解单调时空和现实对人的限制,带读者进入了一处既真实又梦幻的别样精神世界。

通过小说集《隐》,赵松将目光投向两千多年前的遥远时代,但并非宏大疏略的骨骼脉络,或简单的王侯将相的著名事迹,而是具体而微的人。书中的八个故事均取材于《左传》。《左传》为后世保留了进入春秋时代生存景象的可能,但也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片面、僵化的局限。赵松用小说所做的,即是于历史文本的僵硬之墙中凿出一个个小孔,嵌入个人想象力,以此复活那些被脸谱化、简单化的人物,赋予他们主观视角,展现了他们在“礼崩乐坏”之乱世的幽微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对生存意义的体认。因人性的普遍性,小说突破历史的限制,具有了当下意义。

马华作家张贵兴的《猴杯》风格是如此异类,文字黏稠瑰丽如浓密缠结的热带雨林,故事则弥撒着雨林中经年不散的腐臭气味。小说题目“猴杯”学名猪笼草,肉食性植物,长有杯状捕虫瓶,无数虫兽被捕后在其底部消解、死亡,而小说主人公雉的回乡之旅恰如一场不断下沉到家族历史与人性底部的黯黑跋涉。当雉从现代文明社会返回故乡婆罗洲,暴虐罪恶的家族演变史沉渣泛起,其家族与原住民达雅克人家族几代人的相互杀戮被忆起,两者皆是为了生存而在那片热带荒原上演出的人性悲剧。在这悲剧中,个人如何面对殖民历史、身份的自我认同、人对自然的侵略等问题被一一揭示。

在非虚构集《白鹭在冰面上站着》中,雷平阳用不乏抒情的语调,以一贯的地域性视角,书写了云南的山水风情和人文景观。那些就像处在地球边缘的溪流、山峰、森林、寺庙和人事,似乎如透澈池水般静止地存在着,在另一套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孤独着。那里的文明与当下流行的文明现实是如此不同,当我们读到那些或怪异或悲凉或暴力的真实事件时,像是在读一则则经过虚构的奇闻异事。正如在书中《旧宅叛逃》一文中作者因走岔路引起的顿悟般的叛逃,本书也是一次对充满所谓理性和秩序的现代文明的叛逃。

西西的《我的乔治亚》有令人难忘的天真与老练,看似矛盾的二者的结合让这部作品生出奇异的质地。故事始于一桩轻松的游戏,抵达的却是阔大的历史图景和幽微的个体生存之境。“我”着迷于对十八世纪乔治亚时期建筑风格的娃娃屋的装置,以此为切口,作者逐渐深入历史的沼泽,又像河流的悄然转向,在不经意间引向香港的被殖民经验,进而道出作者真正关心的问题:“你是什么?”“我是人。”“错,我们都是人偶。”借助娃娃屋中非人的人偶的对话,西西用轻盈的方式,将讽刺之剑指向专制与殖民,指向人生难以摆脱的种种桎梏。

《闹城》是作者苏丹的个人回忆录,以1949年后中国的强国梦和工业化建设为背景。本书以相对碎片化的方式梳理了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普通个体的切身经验,又用宏大的历史视角,以理性的思维,将个人史与社会变迁相勾连,再现了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演变进程。但作者不满足于简单记录,也无意于挽歌式抒情,而是采用反思式的回望,带着当下意识洞察过往。他用这种方式赋予回忆以价值,给出个人“判词”,而这些回忆和“判词”正是“当下极为缺失的参照中重要的镜子”。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历史,也推测着未来。

20世纪的拉美是思想的野生丛林,不同的社会思潮与文化影响在拉美国家激烈碰撞。在这种环境下,便催生出一批荒诞的野心家。《七个疯子》讲述的是一个失败职员和几个野心家试图建立新政权的故事,小说以微缩的方式将政治观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在奇幻场景中构建内心道德观的冲突,以此完成对拉美政治的讽刺效果。小说中野心家的想法看似天方夜谭,却与拉美政权的实际运作方式无异。当讽刺与幽默变成现实时,人们所面对的便是魔幻而压抑的历史。

对女性来说,自由生活的选择是否应当有一个标准答案?姐姐斯蒂芬妮和妹妹弗雷德丽卡选择了相反的生活路线,一个成为家庭主妇,另一个则在大学中放浪形骸,她们之间存在着互相的不理解,而亲情又帮助她们在困窘时刻进入对方的世界、理解对方遭遇的问题。拜厄特四部曲之一的《静物》成功地叙述了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生选择的复杂性,细腻的叙述让任何读者都能在文字中体验两位女性迥异的人生处境。在热衷于讨论女性生活方式的当下,这本小说给出了更多情感上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弥补理性与观念中的疏漏。

我们为何阅读,又为何写作?为何阅读的人将会比普通人拥有更多忧愁,但我们仍会孜孜不倦地追求它?这些古老的问题在《我的朋友阿波罗》中再一次被陈述。在情人去世后,主人公“我”看到了情人的另外三位夫人所带来的纷争,只有在大丹犬和文字的陪伴中,她才能得到慰藉。看似深渊的困境逐渐稀释为每个人的日常,而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案其实并不适用于每个人。作者从文学与写作的原始目的出发,探讨文字所涵盖的诸多社会困扰,借助阅读填充人生的空虚,并在人们已经不再热衷阅读的年代凭借文学来完成自我。

无论我们成长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阻断灵魂自由发展的路途。《比利时的哀愁》用厚重的篇幅和多声调的叙事完成了主人公的成长史。在繁杂的叙述和历史背景中,可以感受到路易斯周围充斥着各类强加的观点与偏见,在这个社会背景中,想要不被偏激的思维影响是件苦难的事情。路易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并没有在这场灾难中随波逐流。无法改变比利时陷入战争的大环境是这个少年的忧愁,但冷静的认知判断帮助他在哀愁中寻觅光芒。

“人”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概念,但它需要被放置在更广阔的语境中,思考其存在方式。在这本笔记集中,埃利亚斯·卡内蒂以随笔的形式提炼20世纪诸多历史事件的本质。《人的疆域》以厚重篇幅承载了作者的思想结果,用片段的随想让读者在不同时代中发现背后的普遍性。简短的话语结合了文学与政治,历史与当下,用尖锐的批判刺激着我们对人类存在方式的思考。

作者试图以普鲁斯特的回忆方式重现历史,但最终发掘到的只是历史无法完整持存而诞生的痛苦。这本书以“记忆”为母题,结合回忆录、评论、散文、信件等多种形式讨论记忆的保存与重现。无论是否站在政治漩涡的中心,每张照片背后不可复原的故事都是一场遥远的悲剧,可同时作者又在提醒我们,记忆与悲剧之间的强烈联系又会让记忆简化为苦难的纪念碑,它本身的存在应有更丰富的空间。《记忆,记忆》告诉我们,还原完整的时间和家族历史是个不可能的理想,面对记忆的碎片时所采取的姿态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人类文明的痛苦与光明,皆联系于此。

葡萄牙国民作家安图内斯继承了福克纳的写作风格,用更加忧郁愤怒的意识流完成了《审查官手记》这部小说。它不仅反应了20世纪葡萄牙的泥泞政局,阶级更迭导致的无所适从与农村的贫困处境,也让读者重新意识到记忆回溯所带来的影响。当同一句话在章节中反复出现并拥有不同语境时,它的意义也得到强化,从而在不同的情绪态度中折射出各阶级人物对待现实的态度。这些断章碎语都是构成历史与意识的重要部分,在反复的审视中,我们对往昔的认知也因此而更加清晰。

还原巴赫的真实人生,对于传记作者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音乐,这位音乐巨匠留下的一手史料极其有限。而《巴赫传》的记叙方式,使其达到了一种“透明”的真实。集音乐学者、指挥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加德纳,毕十余年之功,在庞大的边缘史料收集基础上分析鲜被人所关注的巴赫康塔塔,呈现了在他眼中最真实的巴赫——集天才与缺陷于一身的凡人。他的写法打破了传统传记的编年体例,将历史、政治、音乐和作者个人经历联结于一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线性的复调式文本。只有真正懂得巴赫音乐歌唱性的人,能从巴赫复杂技巧中看到其隐藏内在的人,才能创作出这样一本传记。作者强大的音乐功底、史料整合分析能力和真诚的自我袒露,共同炼就了这本在今年难得一见的音乐书写佳作。

《佚名照》的价值除了照片本身,更在于作者的分类整理与归纳分析。这些拍摄人物、拍摄地点甚至拍摄时间不明的散佚老照片,在丧失了具体信息之后反而摆脱了个案差异,经由归类展现出一个时代的群体特征,看似杂乱无章,却无不遵从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

照片之外,作者还依据年代补充了有关摄影、照相馆和印刷品的政策规定或是技术发展信息,作为个体影像之外的宏观对照。从中我们既能看到一段平民生活的日常影像史,也能窥见一部中国人的现代精神成长史。

这本书一改“当代艺术”给人的惯常印象,贴近当下而又平易近人。19副面孔涵盖当代艺术的方方面面,从平面艺术到建筑设计,从行为艺术到女性主义。得益于作者对艺术界的深入了解,整本书比起一方提问、一方回答的“采访”,更像是双方观点交流与碰撞的“谈话”。一些访谈跨越数年之久,因而也就涵盖了艺术家的成长和转型、否定与反思。

在这本书中,艺术家是鲜活的,字里行间你能感受到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和不同思维方式;当代艺术也是鲜活的,它帮助我们思考社交网络、放慢生活节奏、放大细小情绪、表达不同观点,总之,它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部分由于她的跨文化成长背景,林璎的作品始终在平衡对立的两级——科学与艺术、艺术与建筑、东方与西方,并在其之间搭建桥梁。她把建筑设计比作写小说,结构严谨、深思熟虑,把艺术创作比作写诗,兴之所至、一蹴而就,而纪念碑设计刚好介于二者之间。

但在形式之外,她的作品最动人心弦的是蕴含其中的观点表达:战争与和平,种族平等与女性权利,气候变化与物种消失,几乎涵盖当代社会所有重要公共议题。与此同时,她表达观点的方式又像她最爱在作品中借用的“水”之意象,不争不抢又温和有力,带着兼爱润物于无声之中。

 

作为日本影坛的“异端”,园子温反教条、反观众、反电影性。他以生猛、激烈的电影语言,撕毁并重塑人们关于什么是电影的既有想象。这本书是导演的第一本随笔集。与大部分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随笔不同,园子温不谈拍摄方法,不涉宏大理论,而是从个人的创作经历出发,讲述他对电影创作与电影艺术的独特思考。对于想要完整理解园子温创作观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必读书目。尤其是在流量为王的当下,园子温对待电影艺术的真挚与反叛精神,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反思视角。

它们是数百年前的瑰宝,遁身于世界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受到最严密的保护,鲜有人能一亲芳泽,它们就是中古时代的填金彩绘的手抄本,被誉为文明史上隐秘的星辰。英国皇家历史协会会士克里斯托弗·哈梅尔对十二部价值连城的中古抄本的寻访之旅,正是一次穿越千年的艺术与历史之旅。

从装饰华丽、令人炫目的《凯尔经》,到色彩绚烂,金碧辉煌的《斯皮诺拉时祷书》,哈梅尔以艺术史家专业审慎的眼光和典雅的文笔,讲述了这些非凡的中古抄本从诞生到递藏的非常命运。它们既是虔诚心灵的造物,是无上的艺术珍宝,也是顶级的奢侈品,权力与名望的象征,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文明形象的代表。对它们的追寻历程,也是一场对美与时间的探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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