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青青子

2018年9月，王占黑凭借短篇小说集《空响炮》，获得了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击败了双雪涛、阿乙、张悦然与沈大成。结果一出，当即争议声一片。与其他几位入围者相比，王占黑既名不见经传，手上也只有一部刚出版的作品。在颁奖当天，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90 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

“90后”“写实主义”“方言”“城市平民”……这些词汇在王占黑获奖成名后尾随她至今，既是读者喜欢她的标签，也成为不少人指摘她的关键词。

事实上，围绕王占黑的创作评价一直处于两个极端。有人欣喜于这位年轻作家冷静质朴的叙事手法与深入生活的观察力，也有人批评这种现实主义写法的落伍，笔下人物流于白描，缺乏生命力。

这或许是许多书写当下的青年作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当现实生活成为他们创作的起点，人物的独立性往往容易让位于作者本人的表达。回头来看，王占黑坦言，前两本小说集确实像是过去生活的经验集合。但就像任何一个创作者，从直觉式的表达，走向有意识地创作，既要经历崎岖坎坷，也需要读者给她时间。

王占黑提供的本人头像。

近日，王占黑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小花旦》出版，收录了她近三年间创作的六部中短篇小说。从题材上来讲，《小花旦》里的大部分故事依旧是关于市井生活与普通百姓。但不同的是，这一回，王占黑逐渐离开了她所熟悉的“昨日世界”，阮家阿婆的七星（《小花旦》），困在婚姻里的李清水（《清水落大雨》），在免费巴士上偶遇的黑T男（《去大润发》），这些人物带着她一起，走出了“上一代人”的庇护，像是王占黑对自己的告诫，是时候要作为一个成年人，去独自经历与生活了。

当然，对于创作，王占黑依旧是不满足的，她渴望走得更远，一路“打怪升级”，怕是怕的，兴奋也是兴奋的。但正如当初懵懵懂懂就拿了宝珀文学奖，对于这个还在成长的青年创作者来说，人生的机会也许总是留给还没有准备好的人。

《小花旦》，王占黑著，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0月。

从《小花旦》开始，

我大概知道写小说是怎么一回事了

新京报：《小花旦》收录了你近3年的创作。当时是怎么挑选的这六篇？

王占黑：在最初决定做书的时候，我就和编辑定下了几个主要原则——不要前言、不要后记、不要推荐。选定这六篇小说之后，我们按照各自感觉，分头做了目录，也问了好朋友的意见，结果三个人排得都差不多。

整体编排的逻辑主要考虑的是阅读的节奏。《小花旦》和《去大润发》的整体基调相对轻快，对读者来说比较好进入。从《黑鱼的故事》、《清水落大雨》，到《痴子》，需要读者沉下心来读，最后的《潮间带》则是走向开放式的结局，有留白，适合当结尾。

新京报：开篇《小花旦》的故事，在社区里游荡的“我”又回来了。你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你很喜欢这个故事，小说中的“我”，和真实的“我”，和文中的小花旦，都有很真挚的关系。具体怎么说？

王占黑：现实生活中的我对“小花旦”这个人物的感受很深。从很早开始，我就有一些关于这个人物的零星想法，也在之前的小说里尝试过写这个人物。比如《偷桃换李》和《麻将的故事》。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我才开始真正动笔写《小花旦》。对我自己来说，写作《小花旦》的过程也是打开的过程，是从社区走到更远的地方的过程。打开之后，我被这个人物感动着，也跟着这个人物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虽然我给“理想国”写的推送文章里说，“‘小花旦’这个名字是源自粗糙的自我发问：性少数者在工人群体中是怎样的生活的”，但我内心是不想把“性少数”作为焦点的。虽然他看起来像是性少数者，但他也许只是娘娘腔、异装癖，也许是同性恋。我始终不能确定他的身份，小花旦是谁？这可能要读者来判断。

王占黑摄。据她猜测，这些套在晾衣架上的塑料瓶是为了保护杆子不发霉。

新京报：从《空响炮》到《小花旦》，有人评论你在语言上和叙事技巧上成熟了，你怎么看待这两年写作上的转变？

王占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缓慢成长的过程。如果以前更多是直觉式的记录和表达，现在我大概知道写小说是怎么一回事了。就像游戏打到新的阶段，游戏升级了的感觉。无论是处理的题材，还是写作的难度，我感觉都在往上提。当然，我也会害怕自己处理不好，但又有信心去处理。

对于创作者来说，出版和写作之间总归有一个“时差”的问题。我的前两本书（《空响炮》与《街道英雄》）其实是在大学时候写完的，到了2018年得奖那会儿，《小花旦》这篇也已经完稿。今年出版之后，我再回头去看，还是会觉得《小花旦》粗糙了一些，有些我本人的观点和想法没有克制住，借人物说了出来。

王占黑摄。王占黑说，这位小哥身上的这句话简直厉害过“内卷”一词。衣服上写着，“BE A WARRIOR, NOT A WORRIER”。

新京报：刚才我们提到，创作始于直觉式的表达，但如果想要表达的都表达完了，那还要写什么呢？你有这个困惑吗？

王占黑：我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创作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开始的。那种创作最开始是一种冲动，也确实是直觉式的表达。直觉这个东西肯定是会用完的。当直觉跟创作的冲动用完之后，要持续进行下去，就只能更多地依靠耐心和意志力。

但是，我也会预感到，当创作者不再用直觉的时候，那种好看的东西会变少，就像很多音乐人做的唱片，一开始的那两张总是特别受欢迎。当他后期转入比较自我的，跟自己较劲的状态时，许多人就会说听不懂、不好听了。

之前我给惘闻的《八匹马》写过一篇短评。我在里面提到过，“我曾经为《八匹马》和人吵过架，对方是听过巨量音乐的朋友，他对《八匹马》表示出了不屑于谈论的失望”。对于任何创作者而言，前期更为野生的、直达人心的宽阔是不常有的，更是无法长久保存的。创作者终将从众人都望着他、理解他，以他为自我参照的那束光里离开，走入自己也并不确定的曲径。

对我来说，从直觉式的表达到有意识的创作，就像是一队人在一艘宽阔的大船上坦荡前行，创作者却在某个深夜带上为数不多的行李悄然下船，只靠一条木舟继续沉浮。从那时候开始，创作才真正成为属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件事情。

新京报：那是什么样的一种驱动力，让你持续地创作下去？

王占黑：主要还是自己去体会自己的更新跟变化，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像是自己不断地去感受自己，然后被这种感受所指引着去什么地方。这也是因为，写的过程只有自己知道，它可能会让人痛苦或者让人兴奋，但它一定会给你指出一个具体的方向，会告诉你，你要怎么往前走。

前几天，我和一个朋友吃饭，她说起最近去上瑜伽课的经历。大概是讲在瑜伽课练习的时候，老师跟她说，“不要去看别人的姿势，姿势没那么重要，关键是你的身体有没有感觉到拉伸的力量。熟悉姿势的人，反而更难找到那种力量”。这句话莫名地击中了她，让她很想掉眼泪。

虽然这话是有一点悬，也有一点夸张，但我大概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很多时候，真正让你觉得喜悦的不是你的成果，而是你在漫长的创作过程当中，内心所经历的那种千变万化的感受。而这种感受里面，又有一些东西，能够给你带去一点力量，带领你到想去的方向。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一份确认，或者说是一份自信，我自己也很难描述它。无论如何，感受自己对于创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新京报：在你的小说作品中，哪一篇比较符合你说的这种从表达转向创作的感受呢？

王占黑：应该是《小花旦》。从篇幅上到感情上，它对我来说都是很激动人心的尝试。虽然我现在再回头看《小花旦》，尤其是在之前修订稿件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它太粗糙了，很多自我的东西没有克制住。

但是无论如何，我内心是非常感激这篇小说的。它对我的鼓励非常大。而这种鼓励也很难说清楚，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种感觉，它不来自于外界对小花旦的评价，或者说它拿了什么奖，而是创作它的这个过程，我的内心经历了打开的过程，这种打开对我来说尤为重要。

新京报：读者会感受到你的变化吗？

王占黑：我前段时间去华师大的创意写作班做了一些交流。我也没什么硬货可以讲，大致就跟大家分享了我的经历，让大家觉得，我都可以出版，大家也都可以出版。算是给大家一点信心。

在场读过我的书的同学不多。有一个读者给我提了一些意见，还蛮严肃的。他觉得我现在写得没有以前好了。意思大概是，我以前写的人物，什么人该说什么话，都是很清楚的，但是现在写的人物有点模糊不清。

比如说，他就觉得《去大润发》里面两个人物没什么性格，讲的话也都差不多，都像是我一个人讲的，不像以前那些作品里的人物，都很分明。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可能不管我怎么回答，大家的感受都会是不一样的。

新京报：2018年宝珀文学奖给你的颁奖词提到“现实主义”，自此之后，感觉你的作品就被外界定性了。喜欢你作品的读者常常会提到你笔下的市井生活离大家很近，不喜欢的读者也会说这种“现实主义”的写法落伍，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像“日记”。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王占黑：我觉得我不是在记录生活。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以前那本书的评价上，我会觉得可以接受，因为包括人物原型等，的确更偏向于记录，是用一种模模糊糊的，不真不假的方式来刻画和书写，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我真的不止如此了。

但撇开评价，这个问题其实不在我的思考范围内。对我来说，去切割现实和虚构，本来就没什么必要。作品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世界的。它当然可以跟现实发生关系，但它不可能是现实本身。

退一步来说，写小说本来就没有边界，怎么写都可以。虽然很多人会觉得文学要和现实隔点距离，但也不是说，你作品里不能表达你对现实生活的观点，或者说有了这些观点，你说的就不好看、就更低等。在有些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借助小说去跟自己讨论问题，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新京报：这可能与时代也有关系，读者和创作者常常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在社交媒体上说过什么，读者会看到，也会不自觉地把你和笔下的人物、观点、故事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对关注和书写当下的创作者来说。

王占黑：我其实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默认现实跟虚构的关系来自于写作之前？为什么不能让写完的作品和现实发生关系呢？

比如，“寻找海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件事情本来是没有的，但在写完小说之后，却成为了我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豆瓣上也很多人在找海宝。这样的一个现实与作品的呼应关系难道不是更好、更自然的吗？

包括我最近正在尝试联系大润发的人。我想在大润发收银排队的地方扯一根线，把书串起来，供大家免费阅读。一方面，它比线下的交流分享活动要更好玩。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我的小说如果能以这样的方式与现实发生关系，那就更有意义了。

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出第一本书《空响炮》的时候，我和朋友去了定海桥扎气球。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所谓的空响炮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一种声音。直到三年前，我们去桥上扎了之后，才发觉，现实里的这个声音真的和小说里描述的还蛮像。

你看，刚才回想起的这几件事，当然也代表了虚构跟现实的关系，只是前和后的位置换了一下。我会更喜欢虚构影响现实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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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的最后，王占黑告诉我，她早上醒来，忽然有了之后都不想出版的冲动。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出版之后的配套动作让人感到疲倦，也占据了原本大块的写作时间。又过了两天，她在微信上和我说，最近想取个新的名字：一切从头来过。

当我再去找王占黑的时候，她的微信头像换成了一个藏在袋子里的人。直到这篇文章写完，她和我说，这个藏在袋子里的人就是她自己。可能就如她所暗示的，或是未能明言的，创作者最好的状态就是只管创作，余下的就交由读者和评论人来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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