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英]乔纳森·伊斯雷尔

摘编 | 徐悦东

《法国大革命思想史》，[英]乔纳森·伊斯雷尔著，米兰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面对法国大革命，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难题：试图对当时的社会团体或阶层，或某些特定社会成员因何躁动起来进行解释，却全都无功而返。一位专家对这个难题的表述恰如其分：真相是，对于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究竟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达成理论上的共识——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方面存在空白绝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对大革命背景和起源的研究。即便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弃置不用，将大革命归咎于社会转型的其他研究路径也都被严格地探索过了。

诚然，每个历史学家都认可当时的社会正在缓慢地转变，也赞同随着贸易和城市的稳步扩张以及军队和国家机制的建立，有更多更加专业化的律师、工程师、行政人员、军官、医生、建筑师和海军人员进入社会，使社会构成趋于多样化。然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股能够突然造成戏剧性变化的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到头来，就连最热衷于修正主义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相当令人痛苦的空白”。

目前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指出，大革命并非由一个大因素造成，而是源自众多小刺激的推动。一位历史学家曾强调，大革命没有任何可以确定的压倒性起因，他将其起源比作“五颜六色的因果元素相互交织而成的挂毯”。社会史和经济史学家对“新的社会解读”敞开怀抱，他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这些麻烦可能使18 世纪的法国社会——至少在某些层面上——比早先的法国社会更加脆弱和充满风险。

然而，这些因素单独拿出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几乎没法填满由于宏观解读崩溃而留下的鸿沟。这些解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一度大有市场的另一种观点，即认为贫困和实际工资的减少，导致了一场严重威胁大多数人物质生活水平的危机。如果后者是对的，就可以提供一个切实可靠、说服力强的理由，来解释为何会发生普遍的反抗，以及随后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重大变革。同时，如果后者是对的，那么大革命就是对因生活质量下降而造成的不幸和损失的回应。

但证据表明这样的危机从未发生过：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工商业的发展、船运和海外贸易的兴旺，在整个18世纪，法国的人均收入都在增长，农业也十分繁荣。那么究竟是什么，把通常被认为是大革命主力军的法国富裕市民、城市贫民以及农民动员起来的呢？

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法国大革命有多重起源”。在各个向度上痛失关于社会团体和运作机制的有力论述后，社会史和经济史学家近年来着眼于人口膨胀的不平衡特性。从1700年到1800年，法国人口从2100万 增加到2800万，增长了约三分之一。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活力与繁荣远超乡村地区——仍有80% 的人口居住在那里。因此，农业生产的发展远不能与人口的增长同步，在有的年份里粮食会有少量剩余，但大部分时候则是或多或少的短缺。粮食短缺和间歇性物价飞涨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在某些关键时刻与大革命的爆发不无关系。

像欧洲其他地区一样，法国的主要城市在18世纪发展迅速，人口大都增加了三分之一到一半，波尔多甚至增长了一倍多，达到11.1万。巴黎的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达到65万左右。小城镇的涨幅大都在一半以上。到了1789年，手工业繁荣昌盛，专供富人和出口的奢侈品行业尤其如此。整体上看，实际薪资在增加。但是大部分城市居民仍陷于贫困之中，且缺乏谋生的手艺；18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压力和不均衡的经济增长还是共同导致了很多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实际工资波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一些人的薪资甚至降低了10%至12%。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人口膨胀引发了新的利益冲突，一些人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对增长缓慢的农业领域增收重税可能引发了民愤，但总体看来，土地税负的增长和粮食产出的增加大致是成比例的。至于对法国经济贡献最多的商业和手工业，税负则有相应的小幅度下降。然而这种差异是微不足道的，同时它改变了先前在财政上对贸易和城镇过于严苛的政策，因此这样的税收 变化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纠错，而不足以招致明显的不满。1788 年，农业产出贡献了法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但土地和农业税只占王室收入的56%。

“新的社会解读”充分表明18世纪后期的法国社会不曾为重大危机所累，至少没有一种危机可以招致强烈且持续的不满。诚然，广泛的贫困和不幸始终存在，但这样的状况完全停留在由来已久的传统模式之内。富裕的城市资产阶级逐渐兴起，其规模、财富和野心都在壮大，他们开始参与愈演愈烈的竞争，与占有特权的精英阶层争夺政府职位、权势和荣誉。但这些呈上升趋势的资产阶级与贵族一样，在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总的来看都十分保守。

此外，“新的社会解读”只在特定的社会团体内引发了一些轻微的不安，比如大主教和教区神父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扩大。随着宏观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人有意愿也有财力购买贵族头衔和高级职位，而这种需求的增长超过了财富增长本身，这使得那些贫穷贵族家庭的财产相对于那些新贵来说显得微不足道，还有可能导致商人阶层和其他专业人士中的佼佼者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失落和不满，尽管这种情况很难被记录下来。但无论如何，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没有大到可以引发大革命的地步。

长期以来，广义的贵族由五六个不断争权夺利的精英阶层构成。他们包括：宫廷贵族与高级军官、新近获封的富裕资产阶级、市政寡头、主教、通常情况下相当清贫的乡绅、穿袍贵族或在地区高等法院任职的城市 司法贵族阶层。不过这些区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强调“法国大革命有多重相互交织的起源”，乍听起来颇有道理，然而当我们发现，个中所有因素全都长期存在，变化迟缓且无关紧要，对于解释真正导致大革命发生的一切政治冲突、危机和争辩就都缺乏特别的说服力。

无论如何，经济与其他的物质因素是如何直接造成由大革命带来的戏剧化转折，并将其体现在民主、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人权、世俗主义、性自由、性别与种族解放、个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上的，恐怕没人能够说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修正主义论点的主要缺陷在于，他们提不出能够替代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可信方案。”

“新的社会解读”至多允许我们声称“推动大革命向前发展的，是被剥夺选举权的穿袍贵族、被疏远的教区神父以及意图挑战旧秩序的专业人士”。这种解释虽然在背景的正确性上值得考虑，但也不该被轻易应用于大革命进程的解读，因为上述群体无一成为大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我们会看到，总体说来，在1793年6月罗伯斯庇尔发动政变之前，引领大革命中立法、组织及实践方面重大转变的主要组织者、演说家和宣传家都不是穿袍贵族、教区神父或各行业专业人士。

当时的社会在形态、价值观和政治方面的转变，不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前所未见的。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一定有某个因素直接导致了这一巨大的变化，因为来自一手材料的证据表明，某种不满和冲突激发、鼓动、诱导了某些关键群体和个人，因此开启了塑造大革命的机构、法律和文化重构进程只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物质层面上指明了大革命爆发的背景：

1787年至1789年的王室财政危机。在时间点上，政治革命的开端，毫无疑问与18世纪80年代中后期法国王室在财政上的长期困难和接踵而来的财政改革同步。1787年，法国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当时国际市场上倒卖法国国债的投机热更是使局势雪上加霜，为此路易十六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并最终开启了革命的进程。在国王看来（贵族也很快持同一立场），事态是在精力旺盛的改革派大臣夏尔-亚历山大·德·卡洛纳手中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的。

他是高级行政官员，也是杜艾（Douai）高等法院的穿袍贵族。由于试图解决赤字问题，他先破坏了君主制，又动摇了国家的稳定。“哦，我亲爱的卡洛纳！”卡米尔·德穆兰如是讥讽，他是1788年至1789年间最为坚定的拥护共和主义的青年革命者之一，后成为丹东的左膀右臂。然而，即便充分考虑当时的财政危机和卡洛纳所犯错误的 严重性，也无法真正解释接下来的政府崩溃以及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

卡洛纳那项流产了的改革计划，旨在引入新税，包括完全适用于现存精英阶层的统一地税，以期重塑旧制度下的君主政体。它是如何以及为何演变为一场基础广泛的反王权运动，并最终推翻整个国家1789年前的制度，消灭了贵族、教士和司法贵族阶层的？这个问题从未被合理解释过，也无法从财政因素或更宏观的经济背景解读。学界就此达成了高度共识。即便是强调财政危机的历史学家也都一致认为，国王的财政窘境本身并不 能驱散萦绕大革命起源和后续进程的所谓“谜团”。“为什么一场传统意义上的财政危机就能引发整个社会秩序的大变革？”

如今，抛弃了以经济利益——阶级、阶级斗争和以经济地位定义的社会团体——为核心来解决大革命起源难题的学者，通常试图找到更加偏重社会文化形态的解释方法，把他们的解读建立在文化背景的转变上，寻求细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人际关系模式的变更，并特别关注“言论领域”及 与该领域相关联的仪式和符号。大革命中格外突出的“言论”有好几种形式，在进行背景研究时具有极大的价值。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提出，“公共领域内的社交与辩论得到扩大和革新”，这给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创造了愈发广阔的行动舞台。

该考察路径建立在我们已知的1789年前法国精英阶层扩大的基础上，把律师、医生，以及其余因职业因素而与城市市场和其他社会团体紧密结合的专业人士视为推动大革命发展的主力。不可否认的是，律师在国民议会中所占席位多得惊人，1789年时超过300人，其后亦是如此。

然而，无论这样的研究多么有意义，它也不过是加深了大革命的谜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在罗伯斯庇尔夺权以前，律师对推动大革命中的民主进程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有些人想的那样：律师等专业人士宁愿维持既有社会规范，在1793年前主导各类委员会及革命立法的演说家、 宣传家、编辑和政治领导人中，几乎看不到律师的身影。

“专业人士”并非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企业主和商人也是一样。在法国首都和波尔多、南特、马赛、圣马洛等大型港口城市，多数商人和银行家都避免卷入大革命，并尽可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因此自1789年起，尽管有大量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客户订阅了支持大革命的报纸，但订购名单却显示商人在长期订阅客户中占据的比例，与其他群体相比少得惊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对于秉持流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修正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家来说，不能找到一个“主要原因”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或许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变革都没有“大”的原因。有人举证，17世纪的英国革命就证实了重大的变化也可以由相对较小或无关紧要的原因造成。或许对法国大革命的真正解释，就是没有压倒性的确凿解释——这一见解对很多历史学家乃至哲学家都颇具吸引力。可是法国大革命与过去的决裂毕竟太全面、太戏剧化，与旧制度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分道扬镳得如此彻底，给19、20世纪的西方乃至非西方世界日后发展带来的影响如此深刻——“大革命在社会结构方面找不到主要起因，只有一堆碎片化的次要起因”这种论点不仅非常缺乏说服力，甚至谈不上合理。

大革命对法国社会中法律、宗教、教育、文化和政治根基的重塑，以及对少数族裔的全面解放和对奴隶制度的彻底废除，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同步进行且综合全面的过程。大革命绝对彻底地否定了承自过去的所有观念、习俗、制度或法律的正当性。

1788年至1793年间，这种对先前认可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法律和实践强烈的怀疑和否定，虽然遭到了大多数百姓甚至国民议会议员的不解和反对，然而还是以闪电般惊人的速度发生了。确实，即便缺乏群众支持，诸多重大变革仍然实现了，比如给予新教徒平等权利、允许民事离婚、取消旧时的地方高等法院、解放犹太人、结束奴隶贸易、废除在身份认同上具有分裂主义倾向并享有特权的旧行省（布列塔尼、诺曼底、普罗旺斯、阿尔萨斯和朗格多克）等。

重新评估大革命的实际领导阶层，这看起来是一个建立在新兴社会文化基础上的解决方案，更是对社会史和思想史进行有效整合的途径。本书的研究，试图通过深挖重要一手资料来支持新的发现，特别是这些一手资料中极为翔实的辩论记录 ——这是始终存在的法国议会在 为大革命发声——记录这些声音的卷宗被称为《议会档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把其他决策和辩论的关键记录（例如逐句记载下来的巴 黎市政府讨论和“雅各宾俱乐部”会议）与立法机构的辩论记录放在一起对比，就能给重新思考提供坚实的根基。

此外，灵感还来自当时格外丰富的报纸，它们涵盖从大革命兴起到1793年，再从1795年到1800年这两 个时段。一旦把长期指导研究方向的社会经济学放在一旁，所有上述材料就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社会文化的研究路径就能和思想史带来的启示结合起来。

将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和上述全新的指导方针放在一起，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明确大革命的意义，亦能界定其开端和终结。大革命首先是一次解放和民主化的进程，是一场以人权为基础的彻底革新——它在1793年至1794年间被无情打断，1799年至1804年间则被逐渐废止。

1802年8月3日，《共和十年宪法》规定由拿破仑任终身执政并赋予其不受约束的独裁权力，至此那些在1789年开创了新时代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理想就只剩下苟延残喘的份了—至少在即刻可见的可能性、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就是这样。这一事件彻底终结了对新准则与范畴的狂乱追寻，这种追寻使法国在过去的十四年里陷入一片混乱。拿破仑与大革命分道扬镳后，首先施行了有条件的大赦，允许流亡海外的贵族重返法国；接着于1802年4月进行全面大赦，允许除波旁家族成员及最坚定的反革命分子外的所有人回国。

言论与出版自由，即便在1789年至1799年间不时受到猛烈打压，但直到1799年至1800年才被彻底剥夺。截至1799年，出版自由始终是个充满可能的热门话题，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得以实现。平等的普世原则是公民权和人权的基础，在1789年至1799年间曾被各个执政派别以相互矛盾的方式分别信奉，但最终在1799年的新宪法中被抛弃。

该宪法也抛弃了《人权宣言》，而后者在1789年至1799年间的重要年份中，始终是大革命蓝图的根基所在。与此相似的是，1794 年大革命在原则上废除了黑奴制度，但拿破仑在1802年将其重新建立。拿破仑政权的倒退几乎重建了等级制度的社会形态，孕育了由新晋贵族和复权贵族混合而成的新统 治精英阶层。此外，从1802年开始，大部分大革命期间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立法都被取消。

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重新从法律上确定了女性婚前从属于父权，婚后从属于夫权的原则。在处理通奸诉讼、离婚申请和财产所有权方面，《民法典》还用公然歧视女性的双重标准替代了大革命初期的性别平等原则。所有这些在基本人权方面开倒车的情形——后革命政权的无情专政、拿破仑自以为是的个人集权、对立法机构高于行政和司 法机构的否定——都肇始自 1799年的新宪法。事实上，该宪法标志了大革命的终结。

大革命的结束与拿破仑个人独裁的建立也体现在宗教事务的发展上。1788年以前，像所有欧洲国家一样，法国的王权与教权相互交织。大革命期间，这种模式逐步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教会失去了所有政治和立法方面的权威，其土地和收益也被收归国有。全面的宗教宽容大行其道 （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统治期间除外），天主教会不再是唯一权威的公共教会。国家在本质上成为世俗的，公共教育方面也意图如此。

然而 ，1800年之后，革命和教权之间的艰苦斗争停止了。1802年复活节，拿破 仑以第一执政的身份重设主教职位，承认其有权指派并管理低阶教士，对法国天主教徒进行不受政府干预的精神控制并管理大部分初等教育。这最终消除了法国和罗马教廷之间的嫌隙。

就这样，“新的社会解读”与社会文化路径都丰富了我们对大革命社会背景的理解，却无法找到突出而戏剧性的单一原因。一揽子渐进性又相对次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比如那些被新的社会经济学和社会文化方法定义的因素），固然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却无法阐释为什么法国社会、政治和制度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突如其来而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所有的惯例和传统全被系统性地根除。我们需要举证更多例外和特殊因素，以说明保守思想、实践和旧制度之广厦彻底倾覆的原因。

1788年至1820年间，法国国内外对大革命最常见的解读出奇地一致：它源自“启蒙哲学”。当时的人承认，在国家机器陷入混乱和不稳定之后，不满和社会性失落确实曾引发动乱，使大革命的爆发成为可能，但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社会冲突绝不可能主导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成果。人民的愤怒，被曾任路易十六的首相的雅克·内克尔称为“哲学精神”，其用处仅仅在于掌控这种愤怒并使其为自身的目的服务。这是个普遍认知，其文化内涵亟待深入钻研。但问题在于：这一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假设真的成立吗？

内克尔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全新的观念不只是“抓住”了动乱机会，实际上从 1788年夏天开始，“哲学精神”就日渐扩大其征服范围，利用原有的社会不满，引发了“所有反对普遍认可的观念和真理的暴动”。从前被人们所接受的制度和法律，并非是被法国的百姓或精英挑战、蔑视和推翻——发起者其实是一群不具代表性的边缘人物。尽管鼓吹“道德”并立志建立更加幸福美好的社会，内克尔还是在《论宗教立场的重要性》（De l’importance des opinions religieuses, 1788）一书中攻击了“哲学精神”。

他解释道，在大革命前的几十年里，“哲学精神”通过攻击宗教，首先侵蚀了各种意义上的责任意识；接着通过错误地重塑道德和政治原则来打破 一切限制；用夸大的自由概念取代节制的智慧，煽动用“平等”来取代贵族领导社会的传统等级观念，这一切都引发并扩大了混乱，摧毁了由“审慎的等级层次”构建而成的社会秩序。

1789年7月，《巴黎革命》（Révolutions de Paris）创刊，这是巴黎图书管理员和装订商路易-玛丽·普吕多姆发行的一份周日画报，旨在推动 建立一个基于《人权宣言》并主要由“启蒙哲学”所引导的新社会。普吕多姆认为，在无处不在的残酷镇压最终引发了革命之前，直到1788年 早期都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革命。这样的革命要求通过“理性之光”——“现代哲学”来练就自觉、分析、计划、媒介、知识和条件这些新型革命不可或缺的元素，再由革命派哲学家传播开来——没有这些元素，大革命就不会发生。

毫无疑问，某些人（例如荷兰人和英国人）确实通过“启蒙哲学盛行前”的起义恢复了一部分“他们的权利”，但这在普吕多姆看来仅仅是一种犹豫不决、充满复仇感的不完善手段，并非以“启蒙哲学的和平运行”为导向。启蒙思想引导得越多，暴力就越少，革命也就愈加完善。他 补充说，自己真心希望“启蒙哲学”能够对已经开始的革命中充斥的狂热、仇恨和怨气起到威慑作用。对此，普吕多姆、德穆兰、克尔维勒冈、拉阿尔普以及诸多持此观点者真该大失所望了。

在他们的设想中，此类“真正的革命”不仅仅需要“闹”，更需要巩固成果。如果哲学本身就能让人充分理解人性并完成真正的革命，那么哲学本身也能够阻止社会立刻倒退至奴隶制。没有启蒙哲学，人类就无法编 写穷极要妙而恰当合理的宪法，也无法正确界定“人类的神圣权利”，更无法应对乡村的乱局和“人民的专制”。普吕多姆认为，如若没有哲学的引导，就不能取得反抗轻信与宗教偏执的成功。“噢！我的公民们，”他在日记中疾呼，“别忘了无知是谬误之母；只有驱逐无知，你们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这一观念毅然要将“启蒙哲学”与其对手之间的冲突转变成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

那些被勒德雷尔称为“现代哲学信徒”的人到头来并未守住由他们取得的革命成果，更有甚者，在1793年夏季到1794年这段时间里，他们还遭到“山岳派”的排挤——该民粹主义阵营得名于其在议会中左边最高处的座席。他们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平民的感受是大革命的唯一合法指南。他们中断了大革命的进程，推行了持续10个月的恐怖统治（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加剧了此后的权力争夺。这次中断完全重塑了大革命的基本价值，事实上它彻底破坏了大革命。在这10个月里，民主、思想与言论自由以及“人的权利”被抛弃，出版自由就此夭折，个人自由不复存在，恐怖统治肆意横行。不过这场践踏人权的灾难并没有持续太久，局面在1795年到1799年之间得到大幅扭转。

纵使持续时间不长，这段血腥的偏航还是给1795年以后的革命进程带来了难题，开辟了一个萦绕至今的思想战场：恐怖统治是否应1789年革命原则而生？如此说来，恐怖统治是否也是“启蒙哲学”的必然产物？ 所有反启蒙运动哲学家、死硬保王党、君主立宪派以及幻灭的革命者（例如拉阿尔普）对此都坚决予以肯定。他们同样迫不及待地将哲学主义、共和主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与道德败坏联系起来。然而，将恐怖统治归咎于“哲学派”真的合适吗？

其实有很多证据都能证明这是错误的。很多在1788年至1793年间推动大革命的哲学家都被罗伯斯庇尔无情地送上断头台，幸存者则坚决不承认他们的大革命是给杀人犯献了祭品。他们将罗伯斯庇尔及其同谋的那些学说解读为与启蒙哲学完全不同且敌对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大革命实为阶级斗争产物的说法如今看来尚值得商榷，而 弗朗索瓦·菲雷曾大受欢迎的观点——认为大革命在起源和基本原则上就先天地包含了极权倾向与潜在的反自由因子，我们也该彻底拒绝。

在如今对法国大革命的众多荒谬解读中，有一个依旧影响力十足的共识：“大革命与基督教的决裂”——尤其与天主教会的决裂——是“非本质的、偶然的，而且只有在关乎此后大革命自身进程的语境中才值得探讨”。人们推测，这种决裂与1789年的状况并无关联。事实上，所有证据都指向该推论的反面。以革命名义（非暴力）开展的非基督教化运动从根本上激励了那些在1789年乃至之前就造就了大革命的“启蒙哲学”领导者。

还有其他毫无根据、令人匪夷所思却认同度极高的谬见。近期有重要学者重申，“1789 年夏，大革命的领导者当中几乎无人反对君主制原则”，该学者认为此论断足以赢得学界的普遍认同。事实上，这一观点确实为历史学家所公认。可是大革命期间真正深入观察的人却不会这么认为——他们的意见正好相反。

让-路易·卡拉，国民公会的主要成员、雅各宾派积极分子、巴黎报业编辑之一，在1793年6月 的一份小册子中，他声明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在1789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拒斥君主制了—而卡拉身上反映的是当时法国大革命先锋人士中（当然不包括罗伯斯庇尔及其民粹主义派别）相当普遍的观点。如此看来，历史学家当中广为盛行的共识不是别的，只是长久的谬误而已，这一谬误在于没有给予大革命思想史以足够重视，因此迫切需要修正。

1789年革命领导者中的左翼人士既反对基督教（无论是从自然神论还是唯物无神论的角度），同时也构成一个公开反对君主制的阵营：有的彻底反对，例如卡拉、布里索和德穆兰；有的则有所保留，例如米拉波和西哀士。我们会发现，1789 年，卡拉和德穆兰的共和主义立场是被大部分民主革命先锋认可的，他们包括孔多塞、凯尔桑、迪佐、芒达尔、朗特纳斯、戈尔萨斯、布里索、佩蒂翁、尚福、沃尔内、皮埃尔-弗朗索瓦·罗贝尔、博纳维尔和潘恩（他于1792年秋加入法国大革命领导层）， 以及剧作家玛丽-约瑟夫·谢尼埃。

启蒙哲学家作为引领大革命的一个集团（与独裁主义的民粹派马拉、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或埃贝尔不同）， 从一开始就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简而言之，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广泛认同并不断重申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假设，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亟须对现存理论进行扫荡式的彻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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