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罗拉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几经嬗变,对儒学及其价值的批判却始终持续不断,宋明理学更是首当其冲。无论是在洋溢着浪漫激情的伦理革命中,还是在充满荒诞与严峻的政治批判中,“以理杀人”都成了人们鄙弃宋明理学的口头禅。这样的文化批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但当我们距离百年前的社会环境越来越远时,人云亦云、不求甚解则使批判成了空洞的口号。
我们以为程朱与陆王执著于一较高下;心学与理学水火难容、势不两立;“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对个体的扼杀。但定睛细察,不难发现那高昂的批判热情其实与历史、哲学素养的缺乏纠结一体、难分难解;扪心自问,不难发现其实我们并不了解“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来所指。
8月21日,陈来带着《宋明理学》一书做客新京报·文化云客厅直播间,从宋明理学之正名、理学体系的特点及宋明理学的历史定位三个方面,与读者分享了他对宋明理学的理解,以及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了解宋明理学。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著作多种,除“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外,还有《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现代儒家哲学研究》等。
为宋明理学正名
宋明理学,不同于“禁欲主义”
理学体系诞生于北宋延续到清代,如果按其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来命名,宋明理学应该叫“宋元明清理学”。之所以没有提“元”和“清”,因为元代基本上是宋代主流理学的延伸,清代对整个明代理学进行了反省批评,但中期以后它的学术转向就从理学转到朴学
(汉学)
,陈来认为,“虽然宋明理学最重要,但也不能完全将元清理学抹杀,这是我们一般用宋明理学概念时要注意的。”
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不知道“存天理,灭人欲”的真正意义,陈来借鉴康德的思想论述这个问题。在康德三大批判里的第二本《实践理性批判》里,康德分析用感性的经验欲望做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是不行的,他强调真正的道德行为一定是服从自己理性的命令,不能掺杂任何感性欲望和冲动。陈来认为,从孔子的“克己复礼”,孟子的“舍身取义”,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些观点和康德的立场其实是一致的。“天理”就是指当下时代普遍的道德法则,“人欲”指和道德法则相冲突的那些感性欲望,并非人所有的感性欲望。“把宋明理学的理欲观说成是’禁欲主义’是不对的,把宋明理学的‘理欲之辩’,等同于中世纪教会对教士的那种约束,也是不对的。”
宋明理学为何名为“理学”
把“天”理性化,代表了哲学的进步
宋明理学为什么叫“理学”?“理”这个概念最直接的来源是先秦儒家思想里的“天理”。而宋明理学中的“理”,不仅停在《礼记》对“理”或者“天理”的理解上。“理”的概念由宋明理学奠基人之一程颢首创,并根据概念建立了新儒学体系,他曾说:“吾学虽有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程颢借用了《诗经》《尚书》里三个概念“帝”,“天”,“神”,并对它们做了理性化的阐述,提出“天理者也”。意思是“天”就是“理”,“帝”是主宰的意思,“神”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鬼神或宗教的神,而是宇宙中能够推动事物变化的一种微妙力量。这颠覆了商周文化中把“帝”和“天”当做人格神最高主宰的观念,把它理性化,表达为“理”或者“天理”,是哲学上的重大进步。
程颢的“天者理也”,从宇宙论上奠定了“理”在这个体系里的最高地位。他的弟弟程颐则提出另外一个命题:“性即理也”。“性”就是人的本性,人性问题从孔子时代到孟子、荀子,甚至到董仲舒、杨雄、先秦两汉,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性善”,“性恶”,还是“善恶混”,争论不休。“性即理也”不仅把天理定位为宇宙的本体,也把它定位为人性的本体,“天理”成为贯穿天人的统一原理。后来,在“程朱派”所代表的理学主流派以外,还出现了另一派心学。当时虽然不是主流派,但是经过元代和明代的发展,也变成了主流之一。心学的主要命题是“心即理也”,用“心”贯穿人的内心认识、情感,使得“理”的统摄力量更加周全。
宋明理学的历史定位:
宋明理学不是没落的意识形态
中唐开始,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件大事:新禅宗盛行,新文学运动和新儒家兴起。这三件大事持续发展到北宋,形成了主导北宋知识阶层的一种新的精神表现。这种文化上的转向,实际上跟唐宋之交中国历史的深刻变迁相表里。从魏晋到中唐,大趋势是士族社会向着平民化的方向发展。
如果放大到世界史来比较,这三件大事在许多方面跟西欧近代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类似。它虽然不是以工业文明、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化体现,但它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一种进步。陈来把它称为“近世化”,并认为应该以“近世化”作为宋明理学历史定位关键的切入点。近世化以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作为基础精神,是中世纪精神和近代工业文明的中间形态。类似的,日本学者堺屋太一提出“亚近代”的概念,指向近代靠拢但还没有到近代的时代。他说北宋社会呈现一种近代型的高速经济增长,北宋的政府组织、军队、城市、商业都充溢着一种理性化的精神,这是一种东洋的文艺复兴。
陈来指出:“以前我们把宋明理学看作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没落意识形态,但它其实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一种亚近代的文化表现。它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而产生文化转向的一个部分。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范畴下,给宋明理学更积极的理解和评价。”
撰文丨罗拉
编辑丨吕婉婷 董牧孜
校对丨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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