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罗素的“幸福观” 如何抚慰现代人?_大只500下载

罗素的幸福观没有抽象的哲学思考,只有深入浅出的经验之谈。正如他所说,他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去研究何为幸福,而是以遭受世界苦难的普通人的身份去书写,他谋求的乃是改善世界的生存状况,表达出世人谋求幸福的心声。

2020年的今天,比之100年前的人们,我们的困惑一样都没少,反而加倍递增,罗素富有实践意义的幸福观穿过岁月的屏障,依然掷地有声。

撰文 | 战宇婷

如何化解现代人的精神疲惫?

《幸福之路》,[英]罗素著,傅雷译,上海南国出版社,1947年4月版。这是罗素《幸福之路》最早译介入华的版本。

何为幸福?历史上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对于伊壁鸠鲁学派来说,人只有去掉灵魂中不必要的欲望,才能幸福;在斯多亚主义者看来,刹那幸福即是永远幸福;在康德那里,幸福是“对自己的状态的满足”,又与内心的道德律令息息相关;对加缪来说,幸福就像西西弗斯那永远无法抵达的终点。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从叔本华到加缪,再到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对幸福的思考几乎伴随着整个西方哲学史,幸福问题是哲学家们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

罗素批判性地继承了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幸福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他对幸福的思考,贯穿于对政治和宗教的思考中;他对幸福的追问,也奠定了他的道德哲学体系。

罗素的幸福观集中体现于《幸福之路》一书中,他写下此书时,正是20世纪30年代,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尽管人们的生活早已驶离了上帝宰制的码头,然而,人们所谓的“幸福”还是和对上帝的信念息息相关,罗素批判压抑人性的宗教道德准则,认为人之幸福未必与宗教信仰有关;与此同时,面对工业的发展,一战的满目疮痍,罗素开始思考人之幸福的要素。罗素对幸福问题的重视,与他对宗教和政治的思考,以及他的反战经历紧密相关。

在罗素看来,现代人不幸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社会制度,二是个人心理。社会制度问题不是罗素幸福观谈论的重点,相反,罗素认为,人的不幸福往往来自错误的伦理观、道德观和思维习惯。罗素认为,有时压倒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大问题,而是小情绪。现代生活节奏之快,竞争之过度,常常令人有倦怠感,除却身体的疲惫,精神疲劳才是困扰人的主因。罗素认为,现代人的精神疲劳主要由焦虑引起,面对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总是辗转反侧,殚精竭虑,陷入焦虑的漩涡,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罗素认为,现代人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操心已成为现代人的习性,另外,则是因为人们不愿面对恐惧,直面困境。在现代人焦虑的问题上,罗素提倡一种精神自律,他认为,人们应该真正直面问题,尝试找到解决办法,不然就暂时放下,过多思考反而于事无补。

如果说在解决焦虑的问题上,罗素的办法有些老生常谈,那么他对烦闷的看法则颇为深刻。在罗素看来,消极情绪不一定都是坏的,烦闷的对立面不是欢愉,而是兴奋。为了缓解烦闷,人们纵情声色,无止境地找乐子,然而,“越是隔夜过得好玩,越是明朝显得无聊”。在罗素看来,烦闷未必不是好事,烦闷是沉静生活的前奏,是伟大生活的标志。

他在《幸福之路》中说,“一切伟大著作都有乏味的部分,一切伟大生活都含有乏味的努力。”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妻子的生活一成不变;康德的生活高度自律,他一生的活动空间就是自家的方圆十里。“安静的生活是大人物的特征,他们的喜乐也不是外人心目中认为兴奋的那种生活,一切伟大的成就必须历经不懈的工作,其精神专注与艰难程度,使人再无心思去适应狂热的娱乐”。面对现代人的烦闷,罗素不提倡无节制的刺激和兴奋,而希望人们找到贴合兴趣的事业,去寻找长久而高质量的欢愉。

对于现代人热衷的旅行,罗素也表达了他的看法,“太多旅行,太多复杂印象,不适合年轻人,纵使他们的成长不再寂寞,殊不知唯寂寞才能生产果实……不能忍受烦闷的一代,必定是渺小的一代”。罗素并非排斥消遣,但在他看来,无节制的娱乐往往会令人麻木,学会沉淀,忍耐烦闷,为生活留下一方空白的天地,才是可取的。

幸福是自我与他人、与环境的平衡

罗素与第二任妻子多拉·勃拉克看孩子们嬉戏。尽管罗素大谈“幸福哲学”,但他本人肆无节制的社交生活却给多位女性带来不幸。在他与第二任妻子多拉结婚之前,他先是勾引有夫之妇奥托琳·蜜乐儿夫人,因此抛弃了发妻爱丽丝。在与奥托琳发生关系的同时,他又与海伦·达德利发生关系,始乱终弃,并导致后者精神失常。抛弃海伦后,他又同时分享蜜乐儿和克莱特两位女性对自己的爱情。直到1920年,他投入了更年轻、更富有魅力的多拉·勃拉克怀抱中。但随着多拉发现罗素私生活中越来越多不检点之处,两人的婚姻也迅速走向破裂。罗素不仅趁多拉不在家时与负责教导孩子的家庭女教师同床共枕,还惦记上了自己的学生皮特·斯彭斯。皮特后来挤掉多拉,成了罗素的第三任妻子。在与罗素的多年相处后,多拉如此评价自己的前夫罗素:“尽管他热爱民众并为他们的苦难感到痛苦,但他依旧远离他们,因为他身上有贵族气质,同平头百姓缺乏联系……他一生中会伤害很多人,他最大的悲剧性缺点,是很少感到歉意”。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灵魂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在政治生活、享乐生活与沉思生活之间,他认为沉思生活才最为幸福。与亚里士多德相比,罗素的幸福生活不是哲人的幸福,而是普罗大众的幸福,这种幸福包含着关系性的善。对于罗素来说,幸福的秘诀是“让兴趣尽量扩大,对人对物的反应,尽量倾向于友善”。换句话说,人只有认清自我在人群中的位置,保持自我与他人、与环境的平衡,自利利他,才有幸福的可能。

罗素认为,人们无法摆正自己与他人、与外界的关系,缺少自知之明,这往往成为烦恼之源。他批评了几种类型的人,一种是罪恶感太强的人,他们是“体面的罪人”,因为害怕成为人群中的边缘人,他们严格遵守清规戒律,过度自省,到头来使生活毫无乐趣可言。罗素在《幸福之路》中说,“在如此广大的宇宙中,他觉得最重要的莫如自己的有德,鼓励这种特殊的自溺,是传统宗教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罗素批判压抑人性,有禁欲色彩的宗教道德准则。在这一点上,罗素与边沁和西季威克是类似的。边沁认为幸福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的,而对西季威克来说,道德准则应建立在人们追求最大快乐的基础上。

过于苛责自己的人往往会变得不快乐,相反,过于苛责他人,也毫无幸福可言。罗素还谈及一类人,那就是受虐狂。受虐狂不是苛责自己,而是苛责他人,他们往往夸大自己对他人的友善,希望自己的仁慈会赢得掌声,一旦没有收到他人的感激,就自怨自艾。罗素认为,自虐狂往往在单纯的事情上附加了太多价值,过于高看自己的价值。然而,过于自责的人和受虐狂却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过于在乎外界的评价。罗素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认识到自己的动机并不那么舍己为人。正确估量自己,才有幸福的可能。在自我与他人、与外界的关系上,罪恶感强的人和受虐狂走到了人际关系的两极。

人如何看待自己,决定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仅如此,人还要面对人群,面对大众组成的舆论。萨特说,“他人即地狱。”罗素在面对公众舆论的问题上态度坚定,他认为,人若想得到幸福,必须设法逃避舆论的专横。一个人在人群中显得孤独,未必是其本人的过错,人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既成观念,也不一定要与环境相一致。因为在罗素看来,舆论的声音未必理性,反而成为束缚人个性的桎梏,甚至成为杀人的利器。

在个体对舆论的看法上,罗素突出了环境对人之幸福的重要性,人要选择与自己观念大体一致的环境,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人或许无法改变环境,但在面对舆论的时候,要坚守自身一方独立的精神空间,因为“幸福的要素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源于我们自己的深邃冲动”。

幸福是人之欲求满足的结果?

普里莫·莱维曾说,“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迟早都会发现,完美的幸福是无法实现的。”也许,人们越是祈求完美的生活,也就离幸福越远,相反,幸福的实现却需要一定程度的匮乏。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本质与动物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匮乏是动物乃至人活动的本质特征。正因匮乏,人才会不断地有欲求,而幸福,某种程度上是人之欲求满足的结果。然而,在罗素看来,当人凭借财富毫不费力地满足自己的欲求时,快乐也会随之消失。

幸福,不是无事的完满,而是拼搏后的获得。现代生活中,竞争成为人们生存的常态,罗素并不反对人们为了幸福生活而去努力,但他反对过度竞争。在罗素看来,现代人的竞争往往不是为生存的竞争,而是为成功的竞争,而衡量成功的标准却日益单一。当金钱取代了传统的职业荣誉,成为衡量一切职业的成功标准时,人们生活中的其他维度都变得黯然失色。

现代性精神是一种永恒的紧急状态,更新、更快、更好、更完美的生活是现代性的永恒追求,这意味着其间的个人永远在追求着更高层次的“成功”,然而,“持续不断地加速变得不可避免,结果势必是停滞与溃败。”罗素并不是反对竞争,而是反对人们过度竞争而丧失了工作的乐趣,一味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而忽略了对卓越的追求。面对过度竞争,罗素提倡人们走出自己狭小的天地,培养一些“无用的乐趣”,在追求世俗的成功之余,给自己留下一方恬静的天地。

凡事不可过度,是罗素幸福观的一把标尺。幸福不是短暂的刺激,而是长久的乐趣,不是过度的竞争,而是对卓越的追求;幸福,是个体与他人、与环境的一种平衡状态;幸福不在于无限的追求,而在于适度的留白。“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本源”,幸福,需要恰到好处。

作者 | 战宇婷

编辑 | 李阳 徐伟

校对 |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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