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美术作品价格屡创“全球最贵”

　　红色主题创作 重新成为一股力量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刚结束的2019年中，红色经典艺术与主题创作尤为引人注目。无论是创作者的最新取向，学术界专论成果，还是新闻标题上的拍场天价，“红色主题创作”似乎正迎来新的高潮。

　　以毛泽东诗词为灵感

　　李可染巨构以创纪录的2.9亿元成交

　　在北京保利2019年秋拍“中国近现代书画夜场”上，备受藏家关注的李可染巨构《万水千山图》以9800万元起拍，经场内藏家阶梯式轮番竞价，最终以1.8亿元落槌，加佣金2.07亿元成交，一举成为2019年全球最贵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创造了近8年来李可染作品在拍卖场的最高价格。同时，这也是李可染目前第二高价的作品，李可染拍卖纪录的保持者，是2012年在北京保利春拍中以2.9325亿元易主的《万山红遍》。

　　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以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为灵感创作的《万山红遍》，曾以2.9亿元的成交价，在2012年成为当年春拍最贵的中国艺术品。《万水千山图》与《万山红遍》同年绘制，重要性与精彩程度均可媲美。该画抒写诗意长征，创作于1964年。画面横向展现，重山叠积，如犬牙高低，参差错落，雄奇壮丽，红军队伍沿狭窄山路从左往右横越画面，山体以浓墨重色写成，并敷染偏暖赭的红色，块面厚实稳重，以留白形成的山路、水道穿插其间。从深浓墨色、赭色过渡到留白，色调的明暗变化，平衡了画面厚重的体积感。全幅结构规整，笔墨精严，气象万千，是一帧文学性、艺术性与时代意义结合的精品佳作，是新中国美术史中的里程碑，也是画家个人创作历程中的重要代表作。

　　《万水千山》是新中国美术史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李可染个人创作历程中的重要代表作。上世纪60年代初，李可染纵行南北，总结“采一炼十”，一种不同于水墨写生的山水新图式，随之应运而生。”《万水千山》把李可染数年的游历写生所得以真山水的视觉经验容纳进去，画面既有新的时代感又有传统感，李可染在画中表现的是“万水千山”，超越写生山水的视觉囿限，视通万里。

　　而在去年的11月13日，李可染最大尺幅山水画《井冈山》在中国嘉德2019年秋拍以1.38亿元就已制造新闻标题。作为李可染自存最大尺幅的《井冈山》，缘起于1976年应外交部邀请为大使馆特别绘制，交由外交部赠予日本“唐人馆”，唐人馆《井冈山》在中国嘉德2015春拍亮相引起轰动，激烈竞价后创下1.265亿元纪录。

　　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重叠

　　收藏家热衷收藏令价格水涨船高

　　李可染创作的以井冈山为题材的山水画作品，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1977年至80年代两个时期。这些作品的产生既是由于特殊文化环境中无奈的选择，又是倾注心血的力作。在那个年代，像是漆黑夜空上的星，闪着熠熠光辉。“文革”后期，李可染大概连续创作有大大小小十几幅“井冈山”，有《井冈山》《革命摇篮井冈山》《井冈山主峰图》等不同题名，而所署创作年月则以 1976 年居多，可见李可染对一个题材的反复斟酌与推演。

　　李可染画的井冈山题材作品，无论是早期的《井冈山主峰》等作品，还是为纪念堂创作的《革命摇篮井冈山》，无论是堂堂大山，还是群峰连绵，都画出深厚的层次感，表现出山体的浑莽、厚重、分量感。而这一切都是出自画家对于表现对象的深刻体悟和挥毫落墨之际的真情流露。井冈山成为画家艺术创作的重要情结，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还画过同类题材，如1984年在北戴河画的《井冈山主峰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李可染的红色主题山水画创作在拍卖市场价格一直非常高，其重要原因是这一题材的作品在李可染的全部作品中非常特殊，这一题材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因此，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叠使得这类作品包括像《万山红遍》等一直受到市场的追捧。“李可染作品中这类题材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藏家希望获得这样的作品(如上海的龙美术馆、香港藏家等非常热衷于收藏这类作品)，因而使得这类作品在市场上的价格水涨船高。”

　　折射共和国七十年发展历程

　　关山月的作品透露出岭南派山水的笔法

　　在1949年后的艺术史上，李可染并非孤例。从徐悲鸿的《从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到五六十年代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黄胄的《洪荒风雪》和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再到八九十年代周思聪的《人民与总理》等，主题创作涌现了一大批经典的作品，并成为重要的公共视觉记忆。

　　陈履生新著《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于去年国庆前夕出版，是继《新中国美术图史》《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等之后又一主题创作专论。该著分为伟业、脊梁、建设、农业、军事五卷，还有“领袖”卷待出版。

　　对于“红色经典”，陈履生将其称之为“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主要是指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政治诉求的这样一种主题的创作。包括像抗战时期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以来以各个政治运动以及生产建设相关联的这些作品。包括像以毛泽东形象为题材的作品，以毛泽东的出生地以及表现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的作品等，我们把这些称之为‘主题创作’，这类创作在题材上有它的特殊性。”

　　“红色主题创作”的历程折射出共和国七十年发展的切面。在1955年的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当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李斛的《工地探望》、石鲁的《古长城外》、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岑学恭的《木筏》等作品出现时，这批与建设主题相关的作品表明了艺术家们在改造旧国画过程中所出现的由写生到表现新生活的变化，标志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具体的创作成果。

　　传统的国画再也不是文人雅士脱离尘世的孤芳自赏，这种表现时代风貌的作品也为“新国画”在新社会获得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国家建设项目中的水电站、盘山公路、穿山铁路等大多在崇山峻岭之中展开，人们战天斗地投身建设的热情为山水画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机缘。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在群山中依然透露出岭南派山水的笔法，但是，画面中的公路、汽车、电线杆都是过去山水画中没有出现过的图像，它们在画面中所占的不太大的比重并不影响作品和传统山水画的联系。尽管这些作品在画面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却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建设主题，并昭示了“新山水画”在时代的感召下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陈履生认为，围绕着这些新的题材，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画法，这也成为了这类主题创作的特点。简单来说就是融合西方的造型、色彩，包括空间投资等等，使得传统的中国画在走向现实主义道路上愈走愈远，从而远离了传统中国画审美的一些基本的要素。

　　得益于国家的推动

　　地域性美术创作唤醒红色记忆

　　在新时代下，主题创作并未过时，反而愈发受到时代重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希望能够回归到中国传统中国画基本审美规范的思潮。陈履生认为，实际上经历了新中国以来的改造，传统的中国画再也回不到过去，所谓的回归传统，是一种理论形态上的理想。

　　陈履生说：“在我们今天多元的社会中，既有传统的主题创作的延续，当然也有像传统文人那样表现自己个人心境、个人特色的一些山水花鸟的作品出现，总之这个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当下社会的要求，使得本来在世纪之交已经呈现颓势的主题创作，又重新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这是基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工程一个接一个的推动，使得这一类的主题创作呈现出新的趋势和新的力量。”

　　近年来，随着国家重大题材创作的开展和推进，很多地方也模仿国家美术创作工程，开展了地域性的美术创作工程。而参与其中的画家们则以叙事为主要特点。2019年间，马万东、廖宗怡、陈辉荣、李碧艳、冯功乐等画家随羊城晚报艺研院团队赴龙川写生采风，并以“十万挑夫上赣南”同题进行主题创作的尝试。马万东、廖宗怡版本选取了石头小道的密林中，轻松的环境下又暗藏着紧张的氛围，使人物环境与故事脉络更为贴切；李碧艳、冯功乐版本则用长卷的形式，以小写意的方法描绘这一经典的红色故事。

　　羊城晚报艺研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龙川红色革命事迹非常多，有“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红军三年留守”、“十万挑夫上赣南”等等，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是独树一帜，应该充分挖掘、大力宣传、广泛传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包括茅盾、邹韬奋、何香凝、柳亚子等避居在港的文化界名人处境危急。周恩来指示廖承志等组织营救。1942年，大营救拉开序幕，文化名人们风餐露宿，在地下党与游击队的帮助下，跋山涉水越过重重封锁，闯过层层关卡，终于来到重要的中转站龙川县，前后经历了半年多，安全地撤离沦陷区转移到抗战大后方。陈铿的 《抵达龙川——1942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把画面色调处理成暖色，以表现那久远的，却值得纪念的红色记忆：“那种对民族文脉的珍视，对文化精英的抢救、保护，那天上的云霞，我想象成巨龙的腾飞。”

　　就此陈履生提醒，当下相关主题创作面临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今天的画家如何超越前面画家的作品。“现在很多画家的创作对于题材的研究、对于资料的把握，以及创作水平等整体上都有所下降。实际上很多作品根本没有超越前面画家创作的那些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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